※好书有约
《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
作者：[美]徐善曾
翻译：杨世祥周思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4月
这本传记是徐志摩嫡孙徐善曾先生循着徐志摩的足迹，走遍三大洲八个国家后撰写的，也是徐志摩的新传记。传记着眼于徐志摩人生定位的转换，以及他将自己定位为诗人后的种种努力和成就等这些“志在摩登”的历史过往。徐志摩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现代理想，这伤害了他周围的人如父母、张幼仪等；在爱情理想破灭后，他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也尊重和帮助摩登女性和知识分子，还挑起生活的重担。这虽然让他英年早逝，但也成就了他的诗名流传。
【作者简介】
徐善曾，徐志摩嫡孙，1946年生于上海，六岁时移民美国。他曾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及耶鲁大学应用物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也曾任数家科技公司高管，现退休寓居美国南加州。
【精彩文摘】
造化弄人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乘船抵达上海。这时距他在柏林和张幼仪离婚已有数月之久，距他远赴克拉克学院更是已隔四年。上岸之后，他返回家乡硖石看望父母。根据张幼仪的回忆，徐家此番团聚可谓悲喜交加，父母见到儿子留洋归来，自然感到高兴；但一听到儿子和儿媳离婚了，他们在“震惊之余又困惑难当，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被儿子的行为深深伤害”。
惴惴不安地见过父母之后，徐志摩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寻访林徽因。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北京文化界的同侪。那时，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到了北京，他发现导师梁启超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并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约。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都是以思想进步的改革派著称，但一到儿女的亲事，他们还是向包办婚姻的千年传统低下了头。
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挑定的儿媳妇，因此，他对徐志摩继续纠缠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满。虽然梁林两家并无正式的婚约，但这两个名门望族都乐得促成这对小儿女的婚事，并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视作插足的第三者。
1923年1月2日，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他盛赞了爱徒徐志摩的才华，称几乎将徐志摩当自家的子嗣看待，舐犊之情溢于言表。但梁启超也建议徐志摩重新考虑他对林徽因的感情，并希望他能浪子回头，潜心于学问和实业。梁启超写道：
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也，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也批评了离婚之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藕断丝连。柏林分别之后，他们仍有书信联系，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二人已经离婚，但仍是事实上的家人关系。梁启超写道：
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此名或不当，但吾愿姑用之)实有不能相处者存，故不忍复置一词。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真神秘不可思议矣。
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绮丽纤秾，文风雄健而激扬。他宣称，他的一生都要无愧于自己的信仰，他要以爱、自由与美指引自己的人生。而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当时的他都感到失望。他写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虽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调的言论，但林徽因对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极为冷淡，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谈情说爱，你侬我侬。显然，这个名门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自己的未来全系于现在的决定，嫁给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比嫁给这个前程未卜，还离过婚的男人要好得多。
这段时间，徐志摩写了一首名为《悲思》的诗，他试图寄情于自然之美，放下相思，以免跌进更深的绝望。在诗中，他写道：
悲思在庭前——
不；但看
新萝憨舞
紫藤吐艳
蜂恣蝶恋——
悲思不在庭前。
悲思在天上——
不；但看
清白长空
气宇晴朗
云雀回舞
悲思不在天上。
悲思在我笔里——
不；但看
白净长毫，
正待抒写
浩坦心怀
悲思不在我的笔里。
悲思在我纸上——
不；但看
质净色清
似在缅盻
诗意春情——
悲思不在我的纸上。
悲思莫在我……
心里——
心如古墟
野草不株
心如冻泉
冻结活源
心如冬虫
久蛰久噤
不，悲思不在我的心里。
在这首诗中，徐志摩将现实主题和理想主义合而为一。终此一生，这都是他诗歌创作的鲜明风格。
虽然情路受阻，伤怀苦闷，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诗名日益显赫。他先后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其中就有1923年3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康桥再会罢》。报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创新，将他笔断意连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标点全都删掉了，这让他大为窝火。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给了徐志摩很大的帮助，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师梁启超。虽然梁启超对徐志摩的私生活颇为不满，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这位高徒。彼时，梁启超与很多知名报刊多有交集，他推荐徐志摩去上海出任《时事新报》的编辑，这是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虽说最后徐志摩未能赴任。
梁启超任职于北京松坡图书馆之后，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图书，并专门给他拨了一大笔经费，以购买西方的文艺图书。后来，梁启超与胡适、林长民等人决定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作家泰戈尔来华。鉴于泰戈尔已是63岁高龄，且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梁启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并给他做翻译。
名友双收
很多中国学者评论说，泰戈尔这位诗哲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名片，而且他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事实确实如此，泰戈尔曾多次宣称，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在亚洲各个古老的文明之间建立更深切的联系。
方是时也，中国举国上下都在向西方寻求新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思想，但一些思想家开始向仍为殖民地的印度寻求启示。最终，梁启超领衔的讲学社邀请泰戈尔来华，请他向中国人讲授他的学说观点。泰戈尔应允之后，各地的文化名流为他安排了长达六周的行程，这令国人应接不暇。
举国上下的文化界热切地盼望泰戈尔这位诗人来华。因为他素来推崇东方文明，因此不少人对他颇有好感。人们希望，他能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念，并就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如何寻求国际身份提供其独特的视角。
2011年出版的《泰戈尔与中国》一书提道，泰戈尔这位印度哲人始终致力于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以及两国共铸的兄弟情谊。他预言中印两国终将崛起，并都会在世界的舞台上拥有领导地位。他还指出，对精神和谐的追求都镌写于两国的文化内核中。因为印度传统的社会理想是vasudhaivakuntumbakam，意为“天下一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夙愿便是“世界大同”。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坐的客轮抵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恩厚之，他是泰戈尔的英国事务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三位孟加拉人随行，其中包括梵文学者克什迪默汗·森，著名艺术家南答拉·博什，以及作家、政治家卡里达·耐格议员。徐志摩和数百位慕名而来的学子一起，在上海滩的码头迎接泰戈尔一行的到来。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身兼专职联络人与翻译两职。他流利地在汉语和英语中相互转换，再加上其风趣幽默，诗情洋溢，泰戈尔对他更是青睐有加。泰戈尔说：“只需与徐志摩接触，你就能知道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两位诗人，虽一老一幼却惺惺相惜。徐志摩后来写道，他在泰戈尔的身上发现了“最为和谐，境界最高的人格，在他身上，从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贯之”。
其后不久，泰戈尔和徐志摩就开始写诗相和。一日，二人同游杭州，其时已天将薄暮，西子湖畔荷塘淼淼、菡萏依依，隔岸宝塔高耸、园林辉映。二人泛舟湖上，论艺作诗，不知东方之既白。
泰戈尔北上至京后，先后举办了六场讲座，徐志摩则贴身陪同，一起参加为欢迎泰戈尔而设的种种宴会。在北京文化界欢迎泰戈尔的晚宴上，梁启超旁征博引，一席致辞介绍了繁荣灿烂的印度文化，以为诗人泰戈尔接风洗尘。
在北京，泰戈尔又多了一位助手——林徽因。林徽因同样精通英语，因此她也为泰戈尔打开了另一扇文化之窗。林徽因还是泰戈尔的“拐杖”，老诗人泰戈尔年迈体衰，出入必有林徽因搀扶左右。泰戈尔鹤发鸡皮，白髯飘飘，与风华正茂的徐志摩、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当时有一位作家写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岁寒三友者，松、竹、梅也。
访华期间，恰逢泰戈尔63岁的生日。为给诗人泰戈尔庆生，随行人员决定排演泰戈尔于1914年写成的独幕剧《齐德拉》。该剧讲述了王子阿珠那爱上了美丽的公主齐德拉，并为此恳求国王将齐德拉许配给自己的故事。林徽因扮演齐德拉，徐志摩的朋友张歆海扮演阿珠那，徐志摩则扮演爱神。演出在北京的一个小礼堂举行，林徽因身着印度盛装，明艳不可方物。
正是在排演该剧的过程中，新月社初具雏形。因此，新月社的创办纪念日便被归于这次演出的日子。泰戈尔在台下看得极为投入，看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拥抱林徽因。老诗人泰戈尔听说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经相恋，但被阻于婚姻的门槛之后，唏嘘不已。他写了一首孟加拉语诗“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唉”，致这对有缘无分的小儿女。
虽与林徽因日日相见，但相爱终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颓废和伤感中。他只能与老诗人泰戈尔谈文论艺，以寻求慰藉。泰戈尔亲昵地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这是一个印度王子的名字；徐志摩则称泰戈尔为“卢比大大”，即“老大哥”的谐趣之称。
刚开始时，泰戈尔旨在促进中印兄弟情谊的旅行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不同，有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思想颇不认同，他们声称泰戈尔这位诗人还“活在旧世界”。此后，全国上下就泰戈尔访华展开了思想大论辩，这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著名的一段公案。
对泰戈尔的攻击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在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劝说之下，泰戈尔才应允来华。他们致函泰戈尔，声称中国政治稳定，行程定会一帆风顺，中国青年都对他深邃的智慧极为敬仰。但事实是，每逢泰戈尔站在讲坛上时，就会迎来一些激进青年学生的敌意。
徐志摩认为，自己必须为他的印度导师泰戈尔说几句公道话。1924年5月12日，泰戈尔在北京做最后一场讲座。讲座开始前，徐志摩对在座的学生们慷慨陈词，徐志摩告诉学生们，泰戈尔此番访华别无所图，只因为他对中国的热爱：
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匹)克山顶的大神。
然而，徐志摩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青年学生中质疑、反对泰戈尔的声音越来越刺耳。此次北京演讲之后不久，泰戈尔决定缩短在中国的行程。他在上海发表了告别演说，现场有两千余人倾听。随后，6月29日，他和徐志摩启程去日本做短暂的访问，他们在日本逗留了三周。二人在日本岛国惜别之后，泰戈尔返回了印度，徐志摩回到了中国。
泰戈尔访华期间，是徐志摩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起落不定。他的整个人生，也同样悲喜交加。在此期间，他与泰戈尔同进同出，受到万众瞩目，可谓声名鹊起；除此之外，他和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亦师亦友，从与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颇多。但是，泰戈尔心怀爱与友情而来，却受到如此恶意的对待，这不能不让徐志摩悲愤难平。由于全力维护泰戈尔，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
至于个人生活，徐志摩也同样在幸福和痛苦中挣扎。他终于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但林徽因对他依旧冷若冰霜。这个“一身诗意”的女子，这个仿佛是爱与美化身的女子，就像苍穹之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