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坐落在王店镇四喜街上的“天源茶馆”是一家上世纪40年代就开设的老茶馆。

　　天源茶馆两楼两底，南临市河(现称梅溪)。店主姓翁，名吉龄，五十开外，高挑的个子，操着一口杭州口音，镇上的百姓都管他叫“翁巡长”。

　　说起店名为何叫天源茶馆，老翁风趣地说：“煮茶用的水取之河中，河中之水来自天上，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寓意生意兴隆、财源不尽。

　　上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王店时，翁吉龄从凤桥移居王店。因是行伍出身，身手不凡，他被招进王店警察署，后又任警察署巡长。在担任巡长期间，他对手下要求甚严，不许欺诈勒索百姓，专抓偷、盗、抢的恶人，维持王店地区的治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他政审过，因没有发现他在担任巡长时的劣迹，因此没有追究他以往的历史，但王店一带的老百姓都叫他翁巡长，而不呼其名，可见王店一带的百姓对他是尊重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驻王店的日军撤离，翁吉龄也辞去巡长职务，开办起“天源茶馆”，过起平常百姓人的生活。

　　天源茶馆后门紧临市河(梅溪)，有一个偌大的河埠，专供乡下来的农船停泊。农民一上岸，便可直接从后门进入茶馆。

　　那时农民从乡下带些如鸡、鸭、禽蛋、竹笋、叶菜类的土产，摆在茶馆门口，一边喝茶、一边做买卖。有的农民风趣地说：“这叫换壶茶钿。”那时，天源茶馆生意十分红火，除了乡下进城的农民茶客外，街坊上爱喝早茶的茶客天天光顾。那时沪杭线横贯王店，清晨乘火车来王店办事的外地人，趁个早晨进天源茶馆歇脚喝茶。那时，王店镇上有大大小小的茶馆、茶店十多家，天源茶馆的生意一直红火，天天是座无虚席，生意不错，在王店也是排得上号的。

　　每天清晨，老翁便早早起床，到茶馆卸排门板、生灶煮水。茶馆里有两口大水缸。他一边生灶，一边提起木桶从河中拎水，然后倒入一口空着的大水缸中。等缸中水满，他便将明矾放入缸中，几经搅拌。不一会儿，缸中之水便清澈见底。天源茶馆有三把长嘴大肚的紫铜大水壶，轮换着煮水；烧水用的燃料是从乡下农民中收购来的死桑树，燃烧起来火力很猛，且耐烧。当时茶馆还备有毛巾、脸盆，供起早来没来得及洗脸的茶客洗把脸。

　　对于熟悉的茶客，店主从不需问茶是红还是淡。但对一些不熟悉而陌生的茶客，老翁还会问是要红还是淡？红即红茶，淡即绿茶。

　　当时我母亲有吃早茶的习惯，也经营着一家旧货店。早晨，母亲起床梳洗后，便会到离家仅三家门面的天源茶馆喝早茶。因是常客，不必问母亲喜欢喝红茶或绿茶。不一会儿，一壶香喷喷的红茶便端到母亲面前，另加一只茶盅。有时谈生意，母亲约上几位生意人，一起到茶馆。老翁见来四人，便泡上两壶，加四个茶盅；如来三人，便会减去一只茶盅。母亲在茶馆和生意人谈生意，直到谈妥为止，此时茶水也已淡了。

　　那时我已八九岁了，上着小学。星期天学校放假，早晨我也早早起床，跟着母亲一起去茶馆，虽不喝茶，却站在母亲旁边，很识趣地从不占茶位。当然，我去茶馆的目的是听大人们讲些城里、乡下的趣事、轶闻。翁吉龄不赶我们走。有时他闲暇时，也会讲些以前的事情给大家听。在日军侵占王店期间，他是王店地区警察署的巡长。一次，他带着警察在街上巡查，在一小弄堂里，一名日本士兵对一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动手动脚。翁巡长及手下人看不下去了，便大喝一声，遂上前阻止。这名日本兵见警察人多，不敢放肆，便撒腿跑了。后来，这个日本士兵到翁的上司那里告了老翁一状。收队回警察署后，翁被上司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他以后别去管日本人的闲事。翁巡长心里很不舒服，他当着手下人的面说：“日本兵不是东西，是畜生。”他还说那时候，王店一带土匪很猖狂，常在夜间蒙面入室抢劫。一次，他带着警察巡逻时，正巧碰上这帮土匪。他们哪是翁吉龄的对手，他一人就撂倒了三个，并将这帮土匪押回警察署。从此，这帮土匪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翁吉龄为人仗义，在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常常对店家施以苛捐杂税，王培章茶店因生意清淡，缴不起赋税，遭国民党税务部门的催逼。翁吉龄便慷慨出资，解了王的燃眉之急。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些茶店店主常找老翁诉苦，翁都出手相助，因此受到同行的好评。

　　翁吉龄幼时读私塾，识字颇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左邻右舍不识字的家庭常找他写信、读信，他从不拒绝。他十分俭朴，冬季常常穿着一件陈旧的皮长衫，一穿就是一个冬季，不肯添置新衣。翁家育有两个儿子，现在的女儿是从小领养来的。后来两个儿子都去了外地工作，家里只有老伴和养女陪伴着他。60多岁时，翁吉龄因病去世，天源茶馆从此“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