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成人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儿童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视闲暇为痛苦，整日疯疯癫癫，创意无限，尤其是手脚和嘴巴，一刻也停不下来。倘若要他们文文静静地待上半日，那简直比上青天还难。奶奶因此悟出了她的“医道”：孙辈整天像猴子似的拆墙拆壁，就算弄成灰头土脸、搭毛小鸡，也是没事的；如果哪一日变得闷声不响、孤单落群了，那准是发高烧生毛病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孩子们基本没有玩具，但这并不影响小伙伴之间游戏的热情。

　　对于男孩子来说，拍荞麦、石头剪子布等游戏显得太斯文，也不够挑战性。那时候，我们最为尽兴的是“捉七斤”。最原始的玩具是七块碎瓦片，事先把棱角磨去，品相有如南湖菱。偷懒一些，也可以用七颗蚕豆代替。最高级的是让姐姐帮着做七个小布沙包。比赛地点选在相对平整、光滑的屋檐下阶岩石（当时还没有水泥晒场）。确定顺序之后，第一个小伙伴抓起七子向阶岩石上一洒，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撮起其中一子，抛向空中，旋即再用拇指和食指撮起另外的一子，但不得触碰另外的子，否则算输。这时候，空中的一子已经在落下来了，马上反手，正好轻轻地接住。如此这般，手掌中的子越来越多，直到七颗子全部收入掌中。

　　游戏到此还不算结束，最后一关最揪心，抓在手中的七子全部抛向空中之后，马上反手，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抓子，抓到几颗，就算几斤。虽然颗粒无收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想取得大满贯也颇为不易，常常是能够“多收三五斤”，就算不错了。为什么说这个游戏最尽兴？显然跟游戏的思维含量有关。洒子也好，捉子也罢，还有抛子用力的大小，抓子手势的灵敏程度，无不关涉游戏的成败得失。正因为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我们玩得津津有味。

　　及长，小伙伴放学之后，常常是作业时间少、割羊草时间多。那时的田间地头，根本不像眼下绿草杂生，勤劳的人们将地皮刮得精光，要割上一篰羊草很不容易。也不知怎么学的，似乎是无师自通，反正那时的游戏已经和赌博沾上了联系。小伙伴们先各割一把大草，摆在机耕路上，然后决定出场顺序。其他人后转，不得偷窥，最后一个出场的人负责搓个泥丸子，悄悄藏在某堆大草里面。准备停当，抽到第一位出场的小伙伴便拿起茅刀向自己选定的一堆大草拍去。搓泥丸子的小伙伴当场“验明正身”。如果泥丸子正好藏在此堆大草中，并且被拍扁，那么游戏结束，这几堆大草全部归胜利者所有，其他小伙伴则唉声叹气，只怪自己没轮上第一个出场。如果没有拍中，那么轮到第二个小伙伴出场……一般而言，幸运总降临不到最后一个小伙伴。但也有例外，假如小伙伴都没有拍到泥丸子，那么最后一个小伙伴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当然也有产生纠纷的时候，一茅刀下去，泥丸子没有全部拍扁，有的拍扁一半，有的只拍扁不到三分之一。如此，往往少不了一番口舌之争，甚至闹到拳脚相加的地步。

　　回忆童年，就是筛选而留下美好的记忆，这话大抵不错。我的童年与现在的“键盘侠”相比，虽然清贫，但也是快乐和充实的。诗人何其芳说得好：“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形式多样而简陋的游戏，开发了我的大脑，锻炼了我的四肢。我至今仍把童年游戏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