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秋季午后的一天，刚好学校放假，我在家里呆着。

　　此时，生产队长王春宝走进我住的知青草房，对我说：“小王，跟我去铁路边看看。”我当是啥重要事情，二话没说就跟着他走了。我们知青的草房离沪杭铁路线仅五十米的路程。不一会就到了现场。原来是一段很大的枫杨树枝已被拖离了铁轨中央，躺在一边。这天，正刮着七八级大风，有一棵离铁路仅三米的枫杨树的顶部被狂风吹折了，大约有三四平方米大小的树冠不偏不倚，刚好横在铁轨中央。此时，我们生产队唯一的一户富农王老虎从田间巡视回来，发现这一情景，不由分说，用尽全身力气将树冠狠命拖离铁轨，然后向生产队长王春宝告知了这件事。所以，老王随即约我一起去现场，让我作个证明。

　　王老虎年纪六十开外，已是满脸皱纹，身材高挑，土改时，他因家里雇有长工，而且田地亩数正好符合当时划分成分时的富农条件，因此被戴上了“富农”的帽子。在当时解放初期的农村，凡被划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统称为“地富反坏”，属“四类分子”，其子女也被称为“四类分子子女”。凡属这类人或他们的子女，要想作出些成绩那是很难的。

　　“富农”王老虎老实憨厚，勤恳努力。为了表示王老虎已经“改造”好，生产队里专门开了个会，决定摘掉王老虎头上那顶“富农”的帽子，使之回归到“贫下中农”的队伍中来，生产队便决定由我来起草写一份证明，以证明“富农”王老虎在大树枝横躺铁轨、列车即将途经我队沿线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把折断横卧铁轨中央的枫杨树冠拖离现场，因而避免了一场火车出轨的恶性事件。我将证明写好后，当着众人的面，朗读了一遍，并请每一位贫下中农盖章按下手印，然后送往大队部。没过半个月，公社果然派人来调查此事，找了好几个贫下中农了解此事，并找到了亲自为“富农”王老虎写证明的我，因我当时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办教师，又是知青中唯一被选上的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委员，因此，公社保卫组的同志对我比较信任。我如实地讲述了那天发生的情况。

　　再过了一个月，正式摘除王老虎“富农分子”帽子的《决定书》下达了。这时，我心里高兴极了，能为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摘去“黑帽”而出了一分力。当天，王老虎和他妻子走进我们知青住的草房，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我说，是你的亲身行动为自己证明了一切。

　　这件事离现在快要五十年了，但我却常常想起这件往事，因为在当时要为一个被称为“四类分子”的人洗脱“罪名”、给予“摘帽”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啊。万一上面批不准，弄不好会连自己都被牵扯进去，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王老虎育有三儿一女，现在每逢在街上碰到他们，彼此都很客气，问长问短。而王老虎本人也活到八十多岁时去世了，那是他摘除了“富农”帽子后而去的。我想，他走的时候肯定是安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