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老家的路上，杉树站得整齐。这批杉树与我年龄相近。种树的画面像黑白胶片，还存在脑子里。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在路边玩耍，村民们在路的两旁种杉树。一些村民在前面挖坑，一些顺着挖好的坑，挨个摆放树苗，还有一些把树苗放入坑中，扶直、填泥，踩实。不是所有的树苗都能存活下来，死掉的地方，出现稀疏的空当，村民们会再补种一些。所以现在看去，一路上有几处杉树参差不齐，但大小提携，煞是可爱。

　　开春后，树上的新芽又突突地往外冒，还有一些老叶没有掉尽，在风里摇摆。看到这些，并不感觉到凋零。于树而言，老叶新芽不是替换，是延续。而在这春来暑往的过程中，时光又在树的体内刻上了一层年轮，树心就更加茁壮了。

　　一棵树与叶子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树叶是为了让树更好地盛接阳光雨露，叶子的更新交替并非是生命的来去匆匆，而是它们护养着的一棵树，又向天空升起了一寸生命。每一片树叶，轮到它时，都会尽情地绿，它们清晰地知道从生命开始的那天起，就有全力以赴的使命。

　　去往老家的路的那一头，已经不是老家，成堆的推土机早已推平了房屋和河浜，但依稀的记忆还在。这里原本是一片竹林，叔叔曾经在林子里挖了一棵最粗壮的竹子，不远千里从浙江的南部，娶回了婶婶。婶婶来了之后，这个村子里就有了最漂亮的女人。她读过好多书，教我认得了很多字，也给我讲了许多她老家的故事。那时，父母的干儿子在外地当兵，写来好多信件，都是这个婶婶帮忙读信，帮忙回信。我那时刚上小学，除了拼音，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大字不识几个。

　　后来，这片竹林的东面，就是婶婶的坟地。坟前两棵从她老家带来的橘树长得很茂盛。秋天橘树上挂满了橙橙的橘子，但没有人去采摘过。橘子就落在地上，腐烂，化进了泥里，一年又一年滋润着橘树和边上的一片菊花。菊花是叔叔亲手种下的，颜色有两种，灿灿的黄和淡雅的白，很合婶婶的名字：菊仙。

　　婶婶是嫁给叔叔一年左右得的病，医生说是脑膜炎，附近的“菩萨”说是土打的，因为脖子上有很多淤青。婶婶走时，带走了肚子里三个月大的孩子。叔叔后来一直没再有自己的孩子，就像这片竹林，在砍伐的前一年就开满了花，不再长出新的竹子。老家搬迁后，婶婶的坟迁到了祖宗一起。还是孤零零的。

　　现在这条路上，很少遇到以前村子里的熟人，他们都搬到了小镇上。过去的老人越来越少，很多中年人变成了老人，一些孩子出生后，马上就会跑了。所以人来人往，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并不难过。

　　奶奶走的时候，我的心里却如刀割般疼痛。我和叔叔用车子把她从医院载回来，从这条路上。她那时脑子极其清楚，撸起袖子给我看手上的针孔，跟我说，如果不是为了活命，真不想吃这种苦。奶奶是喉管里生了病，吞不进食物，最后一段日子全靠输液维持。回家后，她还清晰地说，想搬个躺椅躺在廊下，看门前的油菜花。没过几天，我们又从这条路上，用车子把她载走。我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生命不是独立的，奶奶的一部分，在我身上继续延续着。后来我想我之所以疼痛，是因为这部分与另一部分割裂时的拉扯。奶奶在我结婚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一个银手镯，在她临走前的半小时，她拿出来嘱咐给我未来的孩子。六个月后，我的女儿出生了，银手镯戴在她手上，闪闪发光。她们没有见面，她们见过银手镯，见过我。

　　在路边，我看到一条竹鞭躺在草丛里，这可能是原先那片竹林的。它躺着的姿势很惬意，嫩嫩的三叶草的叶子盖住了它的一部分身体，还有白色的小花围在它的关节上，几滴露珠从两头渗进去，竹鞭润润的，像刚洗过澡。

　　几只喜鹊在不远的电线杆旁飞起又落下。我抬头，看到父亲的三轮车，正经过那根电线杆。他要到新开垦的荒地里去种菜。女儿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和她新认识的花草说话。而我眺望远方，无比放松地站着：一部分在想老家的过去，一部分跟随父亲去种菜，还有一部分正在和花草说话。

　　事实上，他们两个也都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