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真公社首届高中班学生毕业照

　　（一）

　　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年代里，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成为当时百姓十分质朴的愿望。神州大地立即兴起了“学校办到家门口，方便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浪潮，我们栖真公社（现栖真镇部分）也不例外。为方便就近上学，中心小学六年制改为了五年制，下属大部分大队的初级小学变成了完全小学，完小附设了初中班（亦称“戴帽子初中”），学制两年。在学制缩短、学生就学周期变短的情况下，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小学初中两学段的毕业生数激增的现象提前出现，尤其是县级完全中学根本无法接纳如此众多的初中毕业生。鉴于此，嘉兴县北片的南汇、双桥先于其他公社办起高中班，双桥高中设在当时的双桥农场，主要满足双桥片的生源，而我们偌大的栖真公社只分配到6个名额，远远解决不了急剧增多的生源就学问题。

　　如何缓解这一矛盾呢？那是1972年3月29日的上午，栖真公社首届高中班在中心小学举行开学典礼，公社分管教育线的党委宣传委员许良生到会致辞。就栖真公社高中班是办还是不办这一问题，许良生操着浓重的江苏宜兴口音说：当时公社党委是有过争议的，究其原因，一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导致学科开不全；二是没有相对独立的校舍；三是需要增设一套行政管理班子。但是，他十分肯定地说：公社党委认为，“高中不出社”那是好事情，做好这桩事是为全公社老百姓办了一桩实事，满足了农民子弟继续求学的愿望，为本公社培养出更多具有高中学历的有志青年，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接着他说：前期党委针对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对全社两所联办初中及6所大队的戴帽子初中近200人的毕业生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调研，并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就其可行性，出台了创办栖真公社高中班的预行方案，并议定招生简章。最后方案决定，一是组建栖真公社高中班筹备领导小组，具体由管志高负责人事及招生工作；二是暂时招收一个高中班，采用名额分配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级行政），以学生自荐、学校推荐的形式安排首届高中班的生源；三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经过公社党委与嘉兴县教育局协商与争取，已基本就绪；四是高中班暂设在公社中心小学内，根据规模与发展将另择地址筹建，行政管理原则上由公社教革委、贫管委及栖真大队“五七”学校领导班子三结合（因为栖真大队是当时栖真公社中心小学所在地)。

　　（二）

　　首届栖真公社高中班共招收64人。作为那届高中的学生，我亲身感悟到当时的公社党委对筹办高中的重视。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时，师资中唯一合格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周松鹤先生（现已过世，享年64岁），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市区一所完中教过书，为照顾家属来到嘉兴谋职。适逢栖真公社要创办高中，其家属又恰好落户在栖真公社，正愁高中教师匮乏的栖真高中班筹备小组的领导，觉得终于有了一线生机，立马向县教育局打了报告要下了他。印象中的他个儿不高，一口普通话，在相对闭塞的农村能听到如此标准的“国语”，不禁令人心生羡慕。另外，作为首届高中的班主任，他管理班级方法独树一帜，完全采用军事化的手段，编制到班排，一开始就让我们尝到严格的军训味道，这在当时也是觉得挺新鲜的事儿，他将大城市的教学规范带到了穷乡僻壤。个儿矮小的他，身穿齐整的制服，足蹬当时少见的长筒靴，透过近视眼镜，目光中透出丝丝威严，洪亮如钟声的口令，十分有精气神，俨如行伍出身，颇令人敬畏，不愧是大城市里来的老师啊！

　　语文老师是有了，行将开学，但英语老师尚空岗。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农村初中缺乏英语师资，故并未开设英语学科，然而征订的教材是高一的英语课本，这就让人傻眼，英语老师尚无，教材又如此脱节，怎么办呢？高中班筹备小组成员、负责人事的中心小学管志高校长一愁莫展时，经人介绍，得知栖真公社池湾小集镇上屠家，有位曾经在天津某外事银行担任过英语翻译的、叫屠戟森的老先生（原嘉兴学院屠宝瑜教授的本家），退休赋闲在家，于是上门邀聘其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当然，教材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从初一英语学起，且由老先生亲自铁笔、钢板、蜡纸翻印教材传授我们。尽管老人门牙已缺如，但老人家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足以感动我们，感谢老先生让我们懂得了一点ABC。因为外语在文革中不被重视，又不是必考科目，恢复高考后才慢慢计入总分的，记得我的几位同学就因为高中时学过英语而优先被嘉兴师范英语班录取，这还真得感谢这位老先生。

　　文科老师有了，再说理科老师。原本拟定由嘉兴师范毕业的王寿根老师授课数学，但因理科其他学科师资实在没有，故物理和化学也暂由其兼任着。王寿根老师夜以继日地把全身心扑在了高中班的理科教学上——备课上课、实验演示准备、作业批改，忙得团团转。终于，在5月初的一个清晨，因劳累过度与世长辞，斯年他才35岁。令人心酸的是，这时他那常年卧病的母亲因年老痴呆尚不知儿子已去世，还在床上频频呼唤自己儿子的乳名说：肚子饿了。据说王寿根老师的身世十分凄凉，父亲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空袭，那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怀着他，替人缝补、浆洗度日。自幼聪慧的他，读满完小，被荐上嘉兴师范。上世纪60年代初，分配到栖真公社中心小学任教。因潜心于教学事业，耽搁了个人婚事，到35岁时才经人介绍谈妥对象，然而却英年早逝，但他在当地百姓口中留下了较好的口碑。由于他没有子嗣，所以我们首届高中班的全体学生以及他过去的学生自发地为其送行，过程庄严而隆重。

　　王寿根老师的过世，让开办才50来天的高中班塌了半边天，因为理科的课程全由他担当的啊。

　　栖真公社高中班到底还办不办？这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公社党委及高中班筹备领导小组的领导就其现状，摆问题，挖人才，当机立断，从联办初中，抽来栖真农中的创办人之一曹学良老师担任数学教学；后又从一个戴帽子初中，调来合格师资，湖师院毕业的黄日钧老师担任物理教学；还从联办初中，抽了老三届知青朱德铭老师担任化学教学，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三）

　　缘于师资、校舍等软硬件设施严重不足，栖真高中接下来连续两年都没有招生，其生源推向当时的王店和新塍两所完中。至1975年，面临生源急剧增加的问题，公社党委决定高中班再招生，且扩招，设立两个班。考虑栖真公社南北片自然地理因素，按就近原则，在南北固有联办初中的基础上，首先，在公社中心小学里，择址建造约350平米的校舍，可供3个教学班就读。另在马厍联办初中校址上，同样建造约350平米的校舍。由此可见，当时办学只注重学校办到“家门口”的理念，还真不考虑办学资源均衡化和集约化。细细分析多浪费资源，两套人马，两处校舍。这样，又连续招了三届学生，一直到公社撤销高中建制，全国恢复高考而停止招生。至于“高中不出社”的做法，回想起来还确实是不成熟之举。彼时，学生们除了上课以外，还要忙于学工、学农、学军活动，甚至停课闹“革命”，再加上师资的层层拔高使用，无教师资格就可上岗教书，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学质量姑且不论，1974年1月，我们首届栖真高中终于毕业（算是文革意义上的“新三届”吧，属于春季班）。毕业典礼后，我们去南湖拍毕业照，这时，数数人数，才48人。因种种原因，辍学的、转学的走了十几人。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既没有高考机会，也没有其他出路，只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怀着忠于党的一颗红心，作好回生产队务农和接受组织挑选（当时称接受组织挑选，就是被推荐读工农兵大学）的两种准备”。就我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组织挑选”是不存在的事，其实就一个选择，回生产队出工赚工分。后来，我也算被视作人才，推荐去嘉兴二院，参加两个月的医学培训，“赶鸭子上架”似的，担任了近四年的栖真大队赤脚医生。再后来，有幸赶上了文革后的高考，几经周折上了师范，毕业后任职初中教学至今，现即将退休。而我的其他同学怎样呢？除了极少数几个令人羡慕的吃商品粮的同学，他们或顶父母职继续吃商品粮，或融入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知青队伍，绝大多数都只能回生产队务农。现在说来，我们首届高中毕业生还真可谓人才济济，蛮优秀的。屈指一数，毕业后，单是成为民办教师的就有16人。后来，考上师范的也有12人之多。另外，或从政的、或当兵的、或经商的，都很不错。

　　毕业后的岁月里，我们尽管各奔东西，但仍非常留恋这不满两年（1972.3～1974.1）的高中学习生涯，留恋这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在几个班干部的积极推动下（我是其中之一，同学们要我牵头，因为当年先是担任班长，后又担任团支部书记），我们成功筹办了毕业20周年、30周年的同学会；更显情谊的是，在我的提议下，我们拟了个不成文的约定，凡自己的孩子婚嫁，都会邀来自己的老师同学相聚，这样不仅增加了老同学相聚的机会，更增进了老师同学的情谊。2014年在母校50周年华诞时，我们还举办了高中毕业40周年同学会。

　　（感谢秀洲区政协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