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年前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照亮了全世界；38年前袁隆平研制的杂交稻，解决了全世界吃饭问题，如今又传来了袁隆平院士超级稻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的消息。虽然年逾古稀，但袁隆平依然淡泊名利，奔走劳作于田间地头，孜孜不倦于提高水稻亩产、消除饥饿的毕生事业追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庞大而且耕地紧张的大国来说，有袁隆平这样的人实在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这样伟大的成就，这样执着的精神，足以成为感动中国的共和国脊梁。

　　但是，我却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在“以后谁来当农民”的大讨论中，一个农民所说过的话。农民对袁隆平说：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帮我提高了产量；可我也要埋怨你，因为粮食生产再多也不赚钱！这是为什么？农民的提问，当然不是搞科学技术攻关的袁老所能回答的，然而，这却难免要使袁老的超级稻研究成果在社会效果上打了一些折扣。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技术，对水稻增产来说绝不只是“多收了三五斗”，然而换算成人民币，农民增收效果却几乎等同于叶圣陶先生描述的“多收了三五斗”。

　　众所周知，水稻增产不仅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经济增收。按照一般的理解，水稻产量越高收成越好，农民收入就会越高。因此农民应该是最为感谢袁隆平的群体才是。事实上呢，有土地财政依赖的政府官员和苦于耕地红线限制的开发商，可能才是最为感谢袁隆平的人；因为袁隆平的科学研究让更多的土地退耕建房成为可能。本该最为感谢袁隆平的农民，却对水稻增产新技术有点高兴不起来：粮食产量固然是高了，可化肥首先涨得更高，水稻价格甚至还可能下跌。

　　农民离开土地才能致富，是当下农村最为真切的现实。一项新农村调查发现，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如果我们用“血汗工厂”来形容去城市打工的农村廉价劳动力，那么显然，我们的农业恐怕也要称之为“血汗农业”。袁隆平能让农民拥有更高的水稻产量，却无法让农民因此拥有更高的收入。显然，这更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