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恐怕要算“高晓松醉驾被刑拘”了：5月9日晚，高晓松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被交警带走。经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200多毫克，属醉酒驾车。10日上午，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这意味着这个夏天他将无法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

　　“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各地媒体都报道了本地的“醉驾第一人”，高晓松则成为了“醉驾第一名人”。名人的新闻性自然比普通人大多了，可想而知，媒体一直在“等”这样的新闻，不幸的是，贪杯的高晓松撞进了媒体早就蹲守的新闻中而成为主角。

　　高晓松醉驾成为大新闻，当然与媒体和大众对名人的关注度有关。人们不仅喜欢看名人站在舞台上光鲜的一面，也喜欢看他们倒霉和窘迫的时候，这是一种猎奇心理。于是，高晓松醉驾立即进入娱乐文化工业的信息生态中：他当时开的是什么车，什么活动上喝的酒，喝的是什么酒，车上有没有女主角，出示的外国护照，这些都成为媒体热炒的信息。

　　当然，大众和传媒倾注这么大的热情关注高晓松醉驾，不仅是一种娱乐消费，更是一种公共监督。因为醉驾事关公共利益，名人醉驾并不是简单的娱乐事件，而是一起公共事件，尤其是在新法刚实施的时候。

　　媒体和公众关注高晓松醉驾，是期待这起名人的负面示范，能够更好地普及“醉驾入刑”这条新法，更好地警示公众。传媒法学界有“影响性诉讼”一说，指具有制度意义和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能够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公民权利保障。普及“醉驾入刑”这样的新法，也需要“影响性事件”的推进。无疑，高晓松醉驾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件事可能比一万次空口宣传的普法效果更好。

　　名人也是人，也有种种弱点，会说谎，会贪杯，也会在贪杯后开车上路。这时候的示范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违法名人的惩罚，借助于名人的影响力，把违法的名人当成反面典型，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普及法条。这就是高晓松醉驾这类“影响性案件”的影响力所在。媒体“等”这样的新闻，不是等着看名人明星的笑话，而是“等”一个更好的普法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事发后高晓松“永不酒驾”的忏悔，对社会起到了不小的警醒作用。

　　人们关注高晓松醉驾，也是在关注执法的公平，看警方能否严格执法，一视同仁。以前看过一条新闻，说的是交警也追星，查出某人醉驾，后来发现此人是著名相声演员，交警兴奋不已，忘记了执法，屁颠屁颠地亲自开车把他送回家了。这样的新闻，自然会引起公众对法律公平性的质疑。这一次，人们不仅盯着高晓松，更盯着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