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作出批示，遂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闻名全国；2017年，桐乡在全国首创、在高桥街道先行试点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模式，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三治融合”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从嘉兴辐射到全省、全国，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市用近五年来的实际行动与积极成效作出了回答——
作为“三治融合”发源地，继承与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
“管理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更多的是通过等级关系，更多的是强调服从；治理则包括了自治、法治、德治等内涵，更加突出扁平化，更加强调参与性。”嘉兴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实现这“一字之差”的转变，并将其优势最大化，我市从管理内涵上进行创新。
2013年，在自治、法治、德治一直“单兵作战”的基础上，我市首次提出“三治”结合的理念，通过自治激发活力，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走出了“联合兵团”作战这条新路子。
“社区直接联系居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服务居民。”南湖区东栅街道新南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社区2015年以来就设立居民议事会，形成“参与型”社区自治模式，近年来，垃圾分类、车位及小区微景观改造等十多项民生事项，都是通过“楼道议、小区议、网络议、社区议”成功协商解决的。
党委政府“搭台”，但“戏”让民众来唱。近年来，我市积极构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社区参与式自治，在行政流程上，改进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政府和群众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村民通过村(居)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等形式，切实得以“说事、议事、主事”，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信心增强了，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信任度提高了，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目前，在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下，我市在治理模式上从自上而下、单项的、权力本位向多元化、社会本位的方式转变：法律服务团送法、普法，做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百事服务团“便民利民，有求必应”；道德评议团弘扬文明乡风，传递正能量，与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共同组成的“一约两会三团”，已成为“三治融合”在基层扎根的有效载体。各村选好带头人，带动乡村善治多元协同，深化了基层党组织“堡垒指数”管理，“政府一厢情愿、老百姓不买账”的情况逐步转变为“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高站位、高起点、高标准，打造“三治融合”全国示范地
以发源地的站位，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高度，近年来，我市不断巩固提升“三治融合”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自治建设体系，我市由“点”到“线”再向“面”，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打造红色精品线路，积极培育“三治”示范点，努力把我市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美丽幸福新家园，全面建成全国“三治融合”实践的示范地。
既着眼于激发社会活力，更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自治”发挥基础作用，不断在社会治理中释放基层活力。
平湖市野马村作为昔日养猪大村，无论是生猪退养还是违章猪舍的清理，都触及村民的经济利益，如何做到既推动中心工作，又使村民利益最大化？该村的做法是成立村“彩之翼创业互助社”，组织小型招聘会，介绍村民进企业、进公益岗位，切实解决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困扰。不仅如此，该村还引入青鸟专业社工机构，挖掘村骨干和村小组长组建“美丽乡村”联合理事会，从“邻里情”“邻里帮”“邻里和”“邻里乐”等方面，动员全体村民共建共治共享新家园，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据统计，目前嘉兴社会组织已达3332个、城乡社会组织1.2万多家，成为联通政府、社会和居民的桥梁纽带。同时，我市通过“小网格”撬起“大平安”，推进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重点的网格自治，做深做实“平安建设信息系统”与“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两网融合工作，目前，全市共有专兼职网格管理员2.2万余名。我市还发动广大群众，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伍，探索建立“红色义工”“爱心超市”“义工时间银行”等载体，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志愿服务，形成了“乌镇管家”、“南湖义警”、“当湖好帮手”等一系列“红管家”志愿者品牌，去年护航十九大期间，全市还建立了25万人规模的平安志愿者队伍。
既着眼于传统矛盾纠纷的化解，更着眼于各类风险的防范，“法治”发挥保障作用，有效提升我市社会治理“硬实力”。
目前，我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一村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已在全市1151个村(社区)实现法律顾问聘请全覆盖，法律服务团通过参与基层决策、法律援助等活动，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从源头上推动、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以便民服务中心为依托，近年来，我市建立起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窗口)，并实现全覆盖，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法律服务下基层，我市建立市县镇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与市县镇村四级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探索推行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多元调解模式；民主决策、专家咨询、民生事项公众听证、重大决策全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制度的建立与推行，将可以避免的社会矛盾防患于源头。
“送法到身边的同时，我市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培养全社会法治信仰，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嘉兴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突出领导干部、青少年、新居民等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推动落实普法责任制，建立市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半小时学法制度，抓住“关键少数”，大力推进各级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我市全面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基层法治创建，推广“法治驿站”“一米阳光”“法律诊所”等经验；法治文化阵地通过“报、屏、廊、亭、墙、栏、堂、场、园、角”等形式渗入大街小巷，“嘉兴普法”等微信公众号发挥新媒体优势……目前，一个个富有嘉兴特色的“普法范本”已遍布禾城各个角落，让百姓在身旁、在指尖都能接收到法治文化的传播。
既着眼于为平安建设打基础，更着眼于为乡村振兴作保障达到“三治”全覆盖，“德治”发挥引领作用，榜样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不断发光发热。
“一直都知道垃圾分类的好处，但是具体怎么分还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今天真是上了宝贵的一课。”在听完一场专业的垃圾分类讲座后，桐乡市屠甸镇恒丰村乡贤参事会秘书长吴培清颇有感触，他表示，从去年11月开始，屠甸镇各村陆续成立了村级乡贤参事会，乡贤智慧共同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以文养德、以规律德”。近年来，我市通过“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运用培训讲座、文艺演出、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的整体文化品位和道德修养，基层宣传文化员、志愿服务员等“五员队伍”在百姓心中分量越来越重，“五站式”文化庭院实现公共文化项目“零距离”服务，随着“万名好人进校园”“万张红榜送好人”等宣传活动不断开展，我市涌现出一大批群众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道德模范”评选和“最美”精神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感染力、引领力逐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