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情

　　改革开放前，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缝纫机(那时人们习惯叫“洋机”)绝对算是奢侈品。尤其是在农村，往往一个村坊也难见一两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手巧的母亲不耻上门“蹭机”，竟学会了踩缝纫机。然而，母亲总觉得“蹭机”有诸多不便，不如自家有一台。那年头缝纫机可是紧俏商品，本地不易买到。1980年底，母亲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了一百多元钱，托人从绍兴买来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从此，母亲一有时间就趴在缝纫机上，缝缝补补地忙活。

　　次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考虑到代课老师待遇低，工作不稳定，又看母亲这么忙，我就萌生了学裁缝的想法。在母亲的传授下，我很快学会了踩缝纫机，开始缝制一些简单的物件，如鞋垫、袖套、假领头等。

　　那年头，成品的衣服很少也很贵，一般人家买不起。为了节约，每到年底，各家都会叫游走在乡间的裁缝师傅上门，为一家老小做几套新衣。有时要做新衣的人家较多，裁缝师傅忙不过来，母亲便见缝插针，“客串”裁缝，帮邻居做衣服，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劳务费。但如果遇到“白事”，缝制黑臂章、丧服等，母亲义务服务，分文不取。

　　母亲擅长缝制婴幼儿穿的“毛衫”以及老年妇女穿的“大襟衫”，因为这些衣服裁剪缝制相对简单。中山装、学生装等款式较新的裁剪，母亲感到吃力。看到母亲为难，我决定自学裁剪帮母亲。我从书店买了一本当年裁缝师傅必备的书——《服装与裁剪》。白天教书，晚上就在灯下对着书上的公式计算、画图，然后支起门板，铺上报纸或硬板纸打样。我摸着了些门道，从简单的“裤片”(当年布店推出的一项服务，一条裤子前后四片已在布料上大致安排好，便于裁剪)开始，大胆地在各种布料上裁剪。后来，裁剪这一块归了我，缝纫这一块母亲负责，毕竟她的缝纫技术远高于我。

　　那时，化纤布料已开始普及。裁剪好的布料在缝纫之前要“拷边”，一来可防止丝线脱落，二来便于缝制。然而，“拷边机”要比缝纫机贵得多，乡下人根本买不起。我只得利用星期天拿着裁剪好的布料，步行去镇上找裁缝铺“拷边”。有一次，我拿出一堆布料叫师傅“拷边”，他拿着一块袖子大片赞许地说：“拷边拷到现在，就你裁剪的‘山头’(袖子大片与肩连接的部位)剪得最圆润。”听了师傅的夸奖，我有点沾沾自喜。

　　缝好的衣服还得过最后一道工序——熨烫。熨烫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体力活。虽然以前没干过，但我还是自告奋勇地承担下来。我从百货店里买来电熨斗，又找来根树桩，自制了“炮头”(熨烫时垫在衣服下面，便于整烫)，就干开了。当然，由于自己的疏忽和技术问题，烫焦衣服的情况也难免发生。

　　那几年，最忙的时候要数每年年底到春节前这段时间。裁剪台上，缝纫机边堆满了各种布料。为了赶工期，母子俩常常劳作到深夜。

　　做裁缝，当然不能亏待自己。我也为自己设计制作了几款新潮服装，时不时出点小风头。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街上的成衣店越开越多，人们的衣着观念也随之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购买成衣，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少。不久，维持了近十年的母子裁缝生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