甸上陶家仅剩的三根船篷石柱

　　《闻川志稿》唐佩金著


　　甸上陶家仅剩的旧屋


　　陶琯《净窗作诗图》

  
　　甸上及甸上村的由来

　　从王江泾镇广电中心出发，往东百十米后折而向南，越过横卧在铁店港（原名接战港）上的万安桥，由此左转向东，行驶约一公里后便可到一个自然村——甸上村。

　　古时城外之城称郭，郭外称郊，郊外称甸。北宋后期，原先生活在闻湖（今王江泾镇梅家荡）旁的闻人氏渐渐向西南方向发展，在今王江泾镇莫家村、铁店港一带形成了一个集市——闻川市，也即今王江泾集镇的前身。由于“甸上”这个地方在闻川市旁近——与铁店港仅一河之隔，故称之为甸。又由于最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以张姓为主，故又称为张家甸。不过，“甸”与“甸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地方，后者却指人——即“生活在甸上的人”。这里的甸上，原来的全名是张家甸上，它最初的意思是“生活在张家甸上的人”。那么，生活在张家甸上的人到底有何特征，所以要被特指呢？这或许与我们当地那句歇后语有关：“张家甸上人——苦筹计。”这句歇后语原本含有褒义，意思是张家甸上的人能苦苦筹划、经营；后却被讹化成贬义了——就像张家甸上的人那样，我今天敌不过你，明天、后年、下辈子也要赢你！再后来，大概为了说话、书写方便，故缩略为“甸上”，且意思也变得单一了——专指地方而不指人。

　　自唐至清晚期，莫家村、铁店港、张家甸这一带均属于麟瑞（麟諟）乡。而“张家甸”一词的出现，虽在元代后期，距今却已有七百多年了。换言之，甸上这一自然村至少已拥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当地民间相传，七百多年前，也就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兴化白驹场（今属盐城大丰市）人张士诚秘密联络了十七名胆大的盐民进行起义，并建“大周”国号，自称“诚王”。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张士诚占领平江（苏州）后准备南进嘉兴，嘉兴告急。元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一译达实特穆尔）急忙招湖南苗帅杨鄂勒哲（即杨完者）来守嘉兴。参政杨完者到达嘉兴后，将手中数万兵力屯扎在嘉兴城内外，又命手下先锋吕才率七千士兵驻守王江泾，与元同知李复一起在王江泾集镇南侧的一只浜套旁安营扎寨。第二年，张、杨两军在王江泾至嘉兴一带多次鏖战，最后以张士诚的惨败而告终。事后，杨完者曾安营扎寨过的那只浜套就叫做寨基浜了，并一直沿用至今；而张士诚残部的一部分士兵偷偷逃到了张家甸这个地方过起了隐居生活（一说是被俘的张士诚部下被关押在那里进行拓荒种田），并随时准备与元军再作交战——后来，这个地方就被叫做张家甸了，并发展成为了一个自然村。而那句褒贬不一的歇后语大概就诞生在那时。

　　对于“张家甸”一名的来历，还有一种更为简洁、直接的说法：元明之际，一张姓大户在此落户、发展，故称。但无论那种说法，张家甸——甸上就这样诞生了。

　　到了清代晚期，一些舞文弄墨的文人雅士根据当地谐音，将“甸上”转化为了“廉让”，甸上也由村名升格为乡名，并成了廉让乡政府所在地。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举办自治，秀水县分成十六个自治区，廉让乡、双桥乡、王江泾乡、南汇乡等均被划入王江泾区。自此，“廉让”一词被载入了史册。一九五〇年二月，廉让乡分设为东林、荷花、洪典三个小乡，甸上又降格为村，为洪典乡甸上村。自此，廉让乡不再存在，甸上村却作为一个自然村一直被称呼至今。

　　甸上陶家的来历及富庶

　　甸上村三面环水，是个居家、农耕的好去处。它当年被选作群居之处是相当有眼力的。

　　甸上村的北面就是赫赫有名的接战港，当地人也爱把它叫做后港。接战港呈东西走向，其东出口为浩渺的连泗荡，其西出口为古老的大运河。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水师曾激战于此，故名。后因音传讹，改名铁店港（一说接战港北沿岸曾开设过好几家铁店，故又名），一直延续至今。

　　甸上村的东面是遐迩闻名的连泗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廿九日晚，汤克宽所率的一支明军水师埋伏在连泗荡。翌日拂晓，也就是五月初一凌晨，这支水师借道接战港向西挺进，联合其他明军部队，在张经、胡宗宪的统一指挥下，向盘踞在王江泾集镇上的倭寇发起了猛烈攻击，最后在集镇之南的秋茂桥一带发生了激战，取得了“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

　　甸上村的南面是著名的陶家荡，现已开发成商品鱼养殖、生产基地，故而绕村的一面围成了一条河流，当地人称之为新开河，与原有的前港有交叉、有拓展。荡以姓氏而名，足见这个姓氏的不凡魅力。

　　的确，在江浙沪一带，自乾隆至今近四百年来，只要一说起甸上陶家，只要对陶家了解一二的人，无不会竖起大拇指赞叹、感喟一番的。

　　陶家之于甸上的具体时间，由于资料有限，目前尚无法确切考证，但有四个版本的说法值得商榷、推敲一番。

　　据陶家二十七世孙陶振玉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七月抄录的、由陶家二十六世孙陶善乾于清宣统二年（1910）九月作序的《王江泾陶氏大宗东宅支世系图谱》（以下简称《图谱》）记载：“甸上支，十七世玉璇（字观受，生卒年无考，西宅中斋公元孙）始分居秀邑王江泾东之甸上。”遗憾的是，由于对西宅的记录不完整，更无分支后的详情，再加上抄录有误，所以无法确切地查找到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但据《图谱》推测，陶家是于明末或清初从王江泾镇上迁徙甸上的。这可从陶家第十七世陶廷諌的出生年月来加以考证。陶廷諌，字宇怀，号忠明，明万历五年丁丑（1577）五月生。陶廷諌没有迁往甸上，是他的族弟陶玉璇迁徙到甸上的。

　　而据甸上陶家后人世代相传，他们这一支是从乾隆年间迁徙而来的。当时，扈跸南渡的将仕郎陶观（字怡生）的一位后裔——名叫圣庵（据说因从小就患有皮肤病，故而人称“陶疯子”），携着祖父、父亲离开王江泾到甸上定居。又说陶圣庵的祖父叫陶廷桂，过世后葬于万田圩（一作梅田圩），其墓俗称“狮子坟”。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陶廷桂也就成了甸上陶家的始迁祖。而这一点，恰与陶家“廷”字辈相吻（同一辈的还有陶廷诚、陶廷训等）。另据《闻湖志稿》记载：“处士陶惠先墓，在昭三庄万田圩。按：墓前有古柏，形似狮子，土人称‘狮子坟’。”不知这玉璇、廷桂、惠先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不过由陶惠先却引出了历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乾隆二十七年(1762)，秀水县民陶惠先是当地大家族陶家的长房独子，从小就过继给了叔叔陶爱泉，成为叔叔这一房的继承人。陶惠先后来生了五个儿子，亲生父亲却没有再生育儿子，他因此成了父亲、叔叔两家的一根独苗。后来，陶惠先的大儿子没有留下后代便过世了。为了延续大儿子的香火，陶惠先打算从其他四房里过继一个孩子给他。因涉及很大一笔财产，所以只能严格按顺序从二房中选择合适继承人。陶惠先最后决定将老二的儿子陶璋过继给老大，结果却遭到了老三陶世侃的坚决反对。陶世侃不甘心大哥的家产落入二哥之手，等到陶惠先去世之后，就巧立名目说：“我们的父亲过继给叔叔做儿子，自己的亲爷爷就绝嗣了，应该先给亲爷爷立个后人，才能考虑为大哥立嗣的事。”他的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要按照立继顺序，把二哥的儿子过继给亲爷爷，然后由他的儿子继承大哥的财产。为了推翻父亲生前做出的决定，陶世侃精心伪造了一份父亲陶惠先的遗嘱，说老二归嗣亲爷爷以延续陶家本身长房一房的香火，老大的香火则由老三的儿子来延续。老二当即否定了老三所谓的遗嘱。于是，兄弟俩为此打起了官司，从县里一直打到了省巡抚衙门，最后由一个名叫汪辉祖（秀水县知县孙尔周的幕僚）刑名师爷断了此案。从此案的利益关系来看，有关陶疯子的故事抑或是有人刻意编造的，其用意昭然若揭。另外，陶惠先的父辈已是当地大家族，那么陶家的发迹应在乾隆初或更早的时候了。

　　另据清末民初嘉兴名人王甲荣（1850—1930）《二欣室旅窗随笔》之《陶疯子》所载，陶家发迹“在明季之时，至今子孙繁衍，以耕读为业”。

　　以农耕起家的甸上陶家到底有多富裕，以至于它盖过了原住民张家，并使附近的荡域都被称作陶家荡呢？据陶氏后裔回忆，甸上陶氏宅建筑面积达一百二十亩左右，房屋有五千零四十八间，是近代嘉兴农村最大的一所庄园。筑有“钖祉堂”、“东来堂”、“敦本堂”、“多寿堂”、“承裕堂”、“和乐堂”等七堂，每堂占地约十亩；另还筑有“紫薇花馆”、“绿蕉山馆”、“力敦古道”、“亭子园”、“借山楼”、“松荫庐”、“梦华馆”、“澹园”等会客、游玩的地方，内有书院、假山、池沼、人工小河等。这些建筑前后连贯，从前港一直通到后港，长约三百米，鳞次栉比，美轮美奂。鼎盛时，陶家有佣人一百余，田地八千多亩，富甲一方。

　　甸上陶家其人其事

　　据龚肇智先生《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和陆明先生《王江泾杂记》所载，甸上陶家实为菊亭公陶楷之后。从南宋初将仕郎陶观扈跸南渡、屯兵金桥，至南宋末菊隐公陶造图毁家勤王、迁居闻川，陶氏已在金桥生活了近一百五十年，繁衍了四代。而自陶菊隐迁居闻川传至陶楷时，陶家又传了七代。故陶楷是陶家第十二世传人。陶楷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儒、俨、俸、僎、偁、傃。这六子中的一支或数支后人，迁往了甸上，并成了甸上的大族。

　　话说当年玉璇公落户于甸上后，与子孙一道肆力于农耕，过着悠悠自如的耕读生活。他之所以没有让自己的子孙潜心于功名，或许惊骇于族兄中丞公朗先的悲惨遭遇。陶朗先（1584—1625），字元晖，别号开普，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进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癸丑（1613）知登州府，天启五年（1625）年被魏珰酷刑所害。搬迁到甸上的陶家，虽也出过几名读书人，但最多于举人便止步了，没有一人中进士，功名不算闻达，倒是耕读传家成了他们的本行。

　　陶家自第十二世陶楷起，爱好搜购奇书，蓄积书画。陶楷本人更与祝允明、文征明、赵宽、张云等人一起吟诗唱和、弄墨作文。据传，至陶楷殁，家有藏书两万余册，字画不计其数。陶楷的后人几乎都继承了父、祖辈的爱好，并有所发扬。

　　陶世仁，又名俟攷，字济苍，号乐山，太学生，清代画家。陶品玉、陶琯、陶琳的父亲。他从父辈手里继承了很大的一笔遗产，家境相当富裕；爱收藏书画名帖，并时时临摹；擅长画花卉，虽没有名画传世，但为自己的子女开了先河。

　　陶琯（1794—1849），字声和，号梅石，一号鉏云，又号云史。在父亲乐山公的濡染下，陶琯自幼便爱上了绘画，成年后更是出手挥洒，咄咄逼真。清末民初学者唐佩金在他的《闻湖志稿》赞道：“其画接踵方、奚，别具神识，尝与计儋石讨究，所造益深。工花卉虫鱼，精心缔构，反熟为生，无一率意之笔，题识书法靡不名隽。”作诗取法晚唐，触手成吟，有清逸之趣，曾与同辈结“小沧浪诗社”，并被同辈推为巨擘。平时性情潇洒，不事居积，爱好结交，四方文人墨士时时造访，必供馔留榻。所居绿蕉山馆明窗净几，凡琴囊砚匣无不精洁。庭中叠石栽花，清荫蓊郁，俨若山林。出门数步便是碧水弥漫、烟波万顷的陶家荡，足以开拓心胸。每当春秋佳日，常与至契过“二亩斋”，或棹舟“小沧浪”、观荷荇藻湖，以诗画相娱乐，流连忘返。生前著有诗十余卷，名《绿蕉山馆集》；嘉兴博物馆藏有他的画册《绿蕉山馆纪事册页》。

　　另外，陶琯妻吴秀淑、长女陶馥、次女陶馨皆能诗善画。

　　陶琯弟陶琳（1799—1889），国学生，亦工画山水，落笔疎爽，取径简淡。书法师自黄庭坚，跌宕有致；又闲作小诗，时有警句。如同兄长一家一样，陶琳妻沈道娴、长女陶馤、次女陶馠，亦耽诗画。

　　陶琯、陶琳的姐姐陶品玉，字朗卿，诗画皆备受时人赞誉。

　　此外，与陶琯、陶琳同辈的还有：

　　陶璐，字斯咏，号云岑，国学生，秉性正直，好读书，嗜古玩，广储册籍卷轴至六十架，室名曰“东来堂”、“借山楼”。

　　陶琮，号澹园，别署澹园逸史，绘花卉深得南田（恽南田，1633—1690，名格，字惟大，后改字寿平，明末清初书画家）之神，唯稍逊于陶琯。

　　陶氏兄弟姊妹妯娌之间互相师友，一门风雅，人争艳羡之。

　　甸上陶家除了以耕读传家外，“向善、仁义是（他们）不变的宗法”（见陆明《王江泾杂记》）。

　　陶让德，字逊安，号逊庵，太学生。《陶氏宗谱》记载他“乾隆乙亥岁大饥，蠲粟助赈，为一郡之倡。独建大成殿（时为嘉兴县文庙），一椽一瓦皆亲理之”。《闻湖志稿》亦载：“乾隆戊辰（1748）出粟六百石，减价平粜。庚午（1750）又出粜如前数。乙亥（1755）助赈米六百斛。当官旌之。又尝承修文庙，费白金一千五百两，亲督工匠，无少懈。”此外，还独资重建了闻店桥，参与修葺了射襄、济阳、华思、尚德诸桥。但凡输金捐石等善举，他都乐从。而对于自己，虽积赢万亩，却奉粗粝终其身。嘉兴府太守曾旌其“志存任恤”匾额。

　　嘉庆十六年（1811），由里人唐秉义、谢丕勋、陈嗣昌等募资对长虹桥进行第二次重修，所有的桥面石皆由甸上陶家铺成。设若没有甸上陶家当年的选石购石之功，我们今天怕难再见这座巍峨、牢固的大石桥了。

　　除了修桥补路，甸上陶家还设置义庄赈济族中孤寒，在接战港尽处南岸设置义园殡葬族人；邻里应急之需，必解囊相助，善名遐迩皆晓。

　　甸上陶家至二十四后裔孙星散。一九四九年，庄园废止；一九五八年，庄园被拆除。时至今日，“大园四十二号”的三间破屋和屋前的几根船篷石柱尚在。那破屋，那石柱仿佛在低诉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