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它仍然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分析人士预料其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重要部署。

　　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继续在全国“先行先试”，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于去年７月开始进行建市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按照“委、局、办”分设并由４６个减为３１个，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基本分开。

    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到２０２０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俞可平预料，十二五期间，旨在实现“善政”、趋向“善治”的政府自身治理改革创新的重点将在五大方面深入展开：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合法性审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８月２７日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说，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责任，主动尽责、严格问责，积极回应公民诉求；建设服务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

　　建设透明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运行、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更直接地监督政府行为；建设廉洁政府，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分权、制约和监督机制，严厉惩处腐败，逐步实现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体制”。

　　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先后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这对中国政府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批评”和“监督”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可以预料，中国未来将重点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扬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增强多种形式监督的合力和实效。

    不过，俞可平指出，“推行五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仅靠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深化。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环境，‘善政’和‘善治’都难以实现。”

　　中国领导人近期又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汪玉凯说：“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官员廉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３．３２：１，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３０年来中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７％，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ＧＤＰ的３％－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预料未来五年，中国将继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政府将向社会组织释放、转移或委托更多的资源和职能，更好地发挥后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使长期比较薄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得到补充和加强，以配合和协助其有效地向社会提供优质公共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林兆木指出，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失灵”、纠正“市场失灵”，在政府力不从心、市场又不愿做的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日益增大的稳定压力和维稳成本也迫使中国各级政府稳步提升“善治”能力。

　　俞可平说：“今后，中国各级政府要更新维稳理念，努力实现‘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转变，因为公众不可能长时间承担高昂的维稳成本。”

　　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要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