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长在被免职当晚签发数百封调令，此事曾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类似事件日前在湖南省耒阳市上演，耒阳市教育局一天签发167份调令，将大批农村教师调往市区学校任教。在当地纪委和检察机关介入下，这起“调动门”背后的腐败浮出水面，该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分别被双规或被逮捕。

    每一起“调动门”都是疯狂权力公然“示丑”。因为告别权力瞬间的迷离与不舍，武安市教育局长决定把权力寻租进行到底，所以有了权力末班车上最后的疯狂举动。而耒阳市“突击调动”演绎的同样是畸形扭曲的权力生态：程序正义被搁置一边，权力边界被抛诸脑后，“突击调动”传递出的依旧是腐败的重重魅影。

    权力疯狂为“突击调动”写下最沉重的注脚，这一点已毋庸置疑。而我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个细节：这两起“突击调动”事件，都是将大批农村教师调往城区学校任教。换言之，“突击调动”事件的背后还有大量农村教师的诉求，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采取向教育局长等主管领导行贿等不正当手段。

    我无意为那些行贿的农村教师开脱，但毫无疑问，众多农村教师通过行贿谋求调动，固然有着不良心态，但更多的恐怕是缘于农村教育的不乐观现状，以及农村教师想“收入多一点、活得好一点”的无奈。试想，如果各种教育资源能够均衡地在城乡学校分布，城乡教师能够拥有同样多的上升通道和机会，他们的报酬能够有同样的保障和稳定增长的可能，农村教师会冒风险去行贿吗？

    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缩减，但无论是教育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教师收入，城乡教育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与沟壑。以公众最为关注的教师收入为佐证，权威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且常有拖欠，而城市教师的年收入则在4万元左右。在这样的差距下，农村教师为了生活得好一点，自然会去努力寻找向城区学校流动的通道。

    不难看出，武安也好，耒阳也罢，如果说“突击调动”的疯狂举动是畸形行政作为的“恶之花”，那么它事实上同时发轫于两粒“有毒的种子”：权力的病态与疯狂、城乡教育差距倒逼下的“犯罪无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突击调动”首先是一起权力腐败事件，然后是城乡教育差距的折射。我很遗憾地看到，无论是武安还是耒阳的“突击调动”，媒体都把笔触指向了权力走向畸形的瞬间，却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城乡教育之间依旧横亘着的千山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