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改革，意味着近七成公务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剩下三成多公务员，自然就是戴“官帽”，不搞聘任制，端着“金饭碗”了。一个政府机关内，一部分是综合管理类公务员，一部分是聘任制公务员，搞得很复杂。

　　公务员制度是一种世界通行的政府人事体制，根据有关资料，国外公务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当于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的国家包括政府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医院医生等，实际上是人们替国家做事，国家给他们以从业保障和福利待遇，公务员的待遇一视同仁，政府公务员并不比教师高，公务员内部自然也不再分出三六九等。

　　在我们这里，一个人成了公务员就是做官了，有的公务员难免摆架子，对办事民众不理不睬，民众对此啧有烦言。现在好了，要改革公务员了，要在他们中分出三六九等，一部分戴“官帽”，捧“金饭碗”；一部分摘“官帽”，捧“瓷饭碗”。说穿了，本质上就是领导干部戴“官帽”、捧“金饭碗”，被领导的公务员摘“官帽”、捧“瓷饭碗”。

　　这看起来是砸了近七成公务员的“铁饭碗”，迎合了民众的意愿，而实际上，真正的官员饭碗越端越稳，饭碗含金量越来越高。公务员队伍中做具体工作的人倒是要“能进能出”了，如果是这样进进出出，还能培养出一种专业精神、专业能力，让他们作出专业贡献吗？

　　在国际上，公务员制度又叫“文官制度”，“文官”是政治家决策的执行者，他们的优势是专业的政策执行力。与“文官”对应的，是作为决策者的政治家，政治家是制定政策的人，他们才是一批真正“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政治家坐而论道，作出决策，这是决定性的；但好的政策也要人来执行，所以安排公务员“起而行之”。“起而行之”可是专业活，所以要让他们长期在位，培养这份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

　　毛泽东说过，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干部先进，如果群众落后了，干部可以把他们引导到先进行列中来。毛泽东的这句话有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它提醒我们一定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碰到工作推不动，我们应该多从领导身上找原因，要加压力，也应该从制度安排上给领导施加压力。

　　领导干部捧“金饭碗”，普通公务员捧“瓷饭碗”，这种改革方向的正确性令人怀疑。按照国际惯例，政治问责一般是决策者担责，而不咎作为执行者的公务员。但在我们这里，被问责的往往是基层公务员，决策者大多逍遥于责任之外。现在让决策者捧上“金饭碗”，到时候犯官僚主义的就不是公务员，而是决策者们了，民众将奈决策者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