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长作为不具有公权力的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如何成为了腐败高危人群？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反腐问题专家何增科研究员认为，小学校长腐败，从根本上说是教育公平的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是严禁收取任何费用的，连学杂费都免了。但我们现在是免了200块钱的学杂费，却要交5万块钱的赞助费。不过，没有一所学校会承认收取赞助费，它会说，我收的是家长自愿捐的捐资助学费。公众愿意给教育捐款，他当然可以收了。”

    “但是择校费或者说赞助费的收支、管理、使用，至今为止是完全不透明的。”杨东平说，“一所学校每年收多少钱，最后派什么用场，基本上没有制度规范。管理部门闭着眼睛说，我们没有收费，没有收费当然就不用管理了。比如人大的执法检查，也只查服装费、补课费、课本费等，从来不查赞助费，因为‘赞助教育’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笔巨大的收入完全失去监管，当然就容易滋生腐败。”

    2009年5月，王翠娟腐败案开庭。王翠娟的律师拿出《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工作意见》为她辩护，其中第24条规定，校长对捐资助学的收入，有合理支配使用的权力。而中关村三小的账外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资助学，作为校长的王翠娟，对账外资金是有使用权的。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手中掌握着学校的账本和算盘。“校长有决定择校生以及收费的权力，还有订校服选厂家、采购教学仪器设备、建设与维护校舍等权力，这些都牵涉大额的现金支付。”何增科说，“有力的监督应该是定期的外部审计，但是因为审计机关面对的部门很多，有些学校几年都没有轮到一次审计。学校内部可能也有纪委，但在校长负责制的情况下，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

    关于学校捐资助学费用的管理，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潘东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对此也不清楚。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造成严重择校竞争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实际存在的重点学校制度。两个学校一墙之隔，一个是重点一个是普通，它的教师、学生、风气完全不一样，这根本就是人为造成的。重点学校可以大范围地选拔优秀学生，把‘坏’的学生都扔到别的学校去，那些学校怎么可能变好呢？”杨东平说，“在城市，教育资源是差不多的，只要不人为地制造差距，就很容易达到均衡。如果都实行就近入学的话，生源就是均衡的，财源现在已经均衡了，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师源均衡。为什么重点学校比普通学校的教师待遇高？就是靠择校收费。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只不过没有实施师源均衡和教师待遇均衡的政策。”

    “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一视同仁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少数专家，也不是为了选拔少数优秀学生。以择校为目的的‘赞助费’，是在用金钱交换教育机会，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初衷，因而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杨东平最后说。　(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刘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