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房地产的“贡献率”是否名副其实？不妨选择几个与其紧密相关的行业去寻找答案：

    一是就业领域，在两大就业人群中，首先是大学生不可能在房地产行业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就业机会，而在农民工方面，由于建筑工人的工资比例在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中比重很小，这一人群也无法从中增加实惠，而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更是遥遥无期；

    二是原材料消化和拉动领域，从今年房地产业的使用情况看，由于房地产所消化的基本上是面临和接近淘汰的原材料产业，因此对新经济和实体经济并没多少“贡献率”，大量的钢骨水泥式的建材使用，反倒维护了原材料粗放体系的继续存在，而房地产的增长方式依旧是融资、圈地、投机“三步曲”；

    三是高昂的土地价格让大户型卷土重来。据了解，截至10月底，我国40个重点城市144平方米以上的住宅面积成交已占60%以上，奢侈的住宅消费观念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蔓延；

    四是大量的房奴像“蜗居”那样处境更为尴尬，由此也压抑了这些年轻人群的创富热情。

    可见，如果习惯性地继续夸大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仅政策制定会出现偏差，还会使关联的政策都被其左右甚至挟持。

    实际上，这几年，房地产“贡献率”在很多时候都被夸大。其中的“伪贡献率”成分在政策制定中更容易迷住人们的眼睛。无论是开发商本身还是利益附庸集团，都已习惯用“转化60个产业”来转移视线。

    房地产的链条长不假，但不能把所有与之有关和无关的概念都纳入其“贡献率”。就房地产本身而言，当我们重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之时，更应看到扶摇直上的房价对居民普通消费的压抑；当我们看中房地产“快经济”的作用时，更应看到它对民生地产和普通住宅产业的慢性扼杀。

    实际上，夸大房地产作用的教训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此次迪拜债务危机的元凶，就是大搞项目开发，建设最奢华的酒店、最奢侈的富人豪宅，最后套牢了本国人民的巨额投资和消费热情，从而使这个房地产项目的“贡献率”成为全球的笑柄和反面教材。

    在中国房地产期待政策保护的今天，我们不仅应该吸取迪拜债务危机的教训，同样应该吸取当年海南和北海房地产泡沫的教训。拨开房地产的“伪贡献率”迷雾，对房地产的“贡献率”去伪存真。这样，方能在制定政策时顾及民生，头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