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事改革，不抓发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太平官’，这样不是‘平安’而是‘平庸’。”如果说甘于平庸对于常人来说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对那些承担着重要社会责任，被赋予行政权力，能调动社会资源的基层干部而言，平庸至少是渎职。

　　一方面，平庸是往往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行为。在基层，大部分公务员在经历了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后，仕途的期望由一心进步被心灰意冷所代替，对于连带的各种责任，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有人因此也出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过起了”平庸”的日子。对于工作他们敷衍、应付，得过且过，参加会议鼓掌叫好，会议结束爱咋咋地，有的甚至在会上睡觉、玩手机。

　　另一方面，平庸也是一种玩忽职守，碌碌无为的态度。在目前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有的机关干部产生了一种“枪打出头鸟”的生存逻辑。他们不收钱，不收礼，也不去KTV，极少去酒局；他们是谨小慎微的老实人；他们是有“官德”，无官威的“官场好人”；但同时他们也是遇事能躲则躲，能推则推，为官不为的昏官、庸官。

　　其实，平庸还出现在一些貌似“能力型”的官员身上。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好大喜功。只要一有平台，他们就要上大项目，搞大工程，进行貌似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实际上从不考虑上的项目是否与本地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否会给地方增加负担。结果，这些项目要么烂尾夭折；要么给地方财政带来严重的负担，甚至影响应别的民生工程。在基层，这类人则往往用许诺，来推动工作，也不管诺言是否违反政策，是否遵守原则，甚至明知不能兑现，也照许不误；还有的遇到困难，动辄用公帑收买，往往造成不该补偿的补偿了，不该多补的没少给，最终满足了利益群体，却失去了公正、公平，使的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不断被侵蚀、消耗。这类人貌似一心为公，忙忙碌碌，但骨子是自私自利，以公器私用，为个人积累政治资本。虽区别于为官不为，但这种为官乱为，照样是一种庸政懒政。

　　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观点：平庸也是一种恶。她认为，在一些政治体制中，许多平常的小官僚，因没有明确的爱憎和判别正邪的能力，成为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因为这种平庸，往往会让他们以“换了他人也会这样”为理由，来替自己辩护。因此，这些平庸者没有思想和良知、失去了对公平、正义的基本判断，心中只想着趋炎附势，趋利避害，趋权逐利。

　　对于这样的平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和谐稳定发展的‘平安’，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平庸’。对干部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坚决予以追究。”

　　治理平庸，重在治人。要杜绝公务员在平庸的名义下作恶，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完成法治化、文明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公务员们就要坚守三个价值标准——是否遵守了国法；是否触犯了党纪；能否经受得住舆论和道德的审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无疑，未来多年对中国来说，都将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对反腐，是一个普法的过程、较量的过程，同时也是全党上下对照党纪检视提升的过程，更是全体党员干部一次次对照入党誓词，校对核准初心使命，转变思想，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