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历史必然，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需要借助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推动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部门的发展，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提高相伴而来的产业集聚和人口、人才、创意的集中，以及更有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又为促进创业和创新活动打造良好平台，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共享性。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在不断探索中向前发展。目前，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从这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6.1%。但另一方面，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8%，以往大规模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新城新区的建设，以及土地金融大规模融资等旧的动力已经迅速减弱，亟待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对此，有专家表示，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以及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要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但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矛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日前在第七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国家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落户，流向小城市，但实际的情况是，农民不愿意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流向也主要选择大城市。而且高度分化的区域经济已经不适应大一统的政策安排。同时，乔润令建议，在东部将特大城镇设为市以释放巨大的投资潜力，而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人口千万以上的大城市，以解决城镇化人口的问题，政策支持从大一统走向更加精准的区域化政策。

　　蔡昉认为，新型城镇化改革不是免费午餐，需要支付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公共成本最直接的就是农民工落户，要对他的社会保障给予补贴，私人成本包括迁移费用、安家费用等等，应该合理分担中央与地方政府改革成本，将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