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参加部队，是没有办法了，过不了日子了。当年日本兵打到我们家附近的时候，父亲正在伐木，听说日本兵来了因为太害怕从大树上摔了下来，就这样过世了。短短两个多月后，弟弟因病过世。母亲连七月半都没过就改嫁离开了家。没过多久，大伯在后屋的羊棚上吊自杀。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才15岁，没有东西吃，找不到事做，听说当兵不但能混口饭吃还能打日本兵，我就一路找了过去。我记得那支抗日队伍穿的是黄衣服，连长姓柳，叫柳遇春。不过因为我年纪小、个头矮，连长不同意我当兵。后来我跟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并说如果不能当兵的话我就要饿死了，而且我会大起来的，以后也能帮上忙。连长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做了一名传令兵。
我跟随部队近一年，常常到各地跑腿送信，也看到了日本兵的各种残暴行径。我们那支抗日队伍总想着找个机会给日本兵一点厉害瞧瞧。后来大概是接到情报，我们就在余贤埭(今余新)那里设下埋伏。1个连3个排分成3个点，将日本兵围在中间打。其中有个日本兵枪法很准，当时连长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连长一边喊着“小鬼下去”，一边用手把我的头往下按。这时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当时的感觉像是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后来我用手一摸，看到满手的血，直到那会儿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差点死掉了。到现在，当时子弹擦过的地方还留了一块疤。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日本兵。那场伏击，日本兵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被我们消灭了。
岁月在脸上刻满风霜，却无法磨灭曾经的热血与荣光。走进桐乡市崇福镇留良村，一个安静的院落就是孙芝发的家。聊天刚开始不久，88岁的孙芝发就忍不住呜咽起来。那是他回忆起曾经那段亲人相继离世、生活无依无靠的日子。但当谈起唯一一次打仗经历时，他又变得神气十足，仿似又回到了当初痛打日本兵、缴获战利品的时光。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地处上海周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嘉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前线。事实上，早在这一年的4月23日，嘉兴便成立了城防司令部，由苏浙边区绥靖公署委任第56师师长刘尚志为司令，统筹防御。6月7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亲自到嘉兴视察抗日准备情况。
根据嘉兴相关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后，嘉兴境内军民斗志激昂。驻乍浦一名国军团长对《大公报》记者说：“过去我参加过多次内战，现在枪口一致对外，意义完全不同了。”同时，各县民工在沿海赶筑海防工事，义务出工毫无怨言。平湖、海盐沿海各乡镇建立海防哨，由民众站岗警示海面敌情，随时向驻军传递。嘉善公祭抗战先烈，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嘉兴和各县相继组成抗敌后援会，组织各团体慰问前线将士，并配合红十字会指挥组织收容上海难民。后援会同时建立救护队和义勇警察队，前者负责医疗救护，后者进行全城巡查，指导防控、警戒敌情。推广抗日歌曲、创办抗日报纸、街头演出抗日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嘉兴开展得也是如火如荼。
就在嘉兴人不甘当亡国奴，积极参与各项抗敌活动的同时，在淞沪会战战场上，有一个年轻人正亲眼目睹着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同胞被残杀、国土遭沦陷的情景，让他下定了誓死与日寇战斗的决心。他便是朱希——日后，他在浙西北沦陷区内组建了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朱希，湖北麻城人，高小毕业后积极参加农民运动，为当地土豪劣绅所痛恨。为躲避追捕，1926年，他投入国民革命军第65师，当了一名二等兵，从此开启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1930年，朱希被选送至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炮兵科深造，成为黄埔第八期毕业生。军校毕业后，朱希即被任命为第25军重兵训练班主任，继而派任第13师75团1营2连连长。抗战爆发后，13师奉调上海。朱希随部参战，并在撤退中负责断后。
1938年初，因寡不敌众被迫带领余部退至安徽郎溪的朱希，经过短暂的休整后，聚集起周边各地的溃散官兵，收集起被遗弃的枪支弹药，组建抗日游击队，独树一帜在浙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少爱国志士踊跃参加这支队伍，包括来自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的学生和上海、杭州、南京的中学生。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冬，朱希部队在嘉湖地区开辟了以乌镇为中心，包括严墓、双林、练市、新塍的游击区，成为一支实力强劲的抗战队伍。”桐乡市史志办副主任陆建华介绍说。1938年3月，朱希部队越过京杭国道。得知乌镇有7艘汽艇载日军去崇德石门，朱希随即在离镇五六里的白马塘设下埋伏，以密集火力居高射击，最终全歼日军。朱希部队随后进驻乌镇，并接受第三战区江南抗日自卫挺进总队收编。朱希被任命为江南第一挺进队第一路指挥，在吴兴、嘉兴、崇德、桐乡、德清边境游击抗日。此时，当地青年和附近游杂部队的加入、归附，使朱希部队由原先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并设有政治部、战地青年服务团、少年先锋队等组织。
嘉湖地区的这支抗日游击队伍，受到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的关注。1938年6月、7月间，临时省委派徐洁身进入乌镇朱部驻地，与朱希进行会谈，朱希表示愿意共同合作抗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随即调派两名党员干部到部队参谋处，协助开展工作，加强部队政治和群众工作。同年10月，朱希部队内部建立党支部，直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在党组织帮助下，朱希部队纪律严明，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明显提高，成为一支在我党影响和参与下的抗日游击队。
在此期间，朱希部队先后打响突袭南浔、震泽，严墓保卫战等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部队活动范围也扩展至崇德、桐乡等大片地区。朱希部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在逼迫朱希归附遭到拒绝后，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决意用武力消灭这支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抗日队伍。
“1938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湖州、嘉兴、南浔、盛泽、桐乡、武康等地调集万余人，飞机16架，分路扑向朱希部队乌镇驻地。”陆建华表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朱希部队撤退至湖州练市，并在钟家墩与日军发生激战，最终损失惨重。副司令汪鹤松带领一部分队伍冲出重围，朱希在当地群众帮助下，乘菱桶泅水才幸免于难。
1939年春，退至孝丰山区休整的朱希部队再次重整旗鼓，以“江南挺进队第一路指挥部”名义重返桐乡乌镇至吴江严墓一带，收编被打散的旧部，重新开辟游击区。同时，朱希部队内党支部改建为中共特支，受中共浙西特委领导，在部队和驻地群众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与抗日救亡活动。
热血青年投身抗战、保家卫国，以游击方式牵制、消灭侵略者。实际上，自1937年底起，嘉兴地区各县都有爱国人士挺身而出，组建队伍抗击日寇、保境安民。在平湖，曾参加过农民武装“天下第一军”的陈新民激于国仇家恨，集聚本乡及附近各乡农民组成守望团抗日保乡；在嘉兴，曾参加过国民革命运动的顾烈之受父顾宗况、兄顾作之影响，在家乡油车港组织地方武装，自任大队长抗日保乡。
与此同时，由嘉兴律师、《民报》负责人姜维贤发起组织的嘉属抗日义勇军在1939年1月起开始活动。该队伍公开号召抗日，并在2个月的时间里发展至5个大队，活动区域遍布嘉兴，配合正规部队或单独作战，成为嘉兴民众的主要抗日力量。其中，由泰石桥人周问寰组织的抗日自卫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编列为嘉属抗日义勇军第五大队，先后动员万余人次民工破坏交通，并袭击国界桥飞机场、擒获日哨兵、处决汉奸县长等。
除此之外，1938年5月，原62师参谋、江南抗日自卫挺进总队第二游击区司令钟灵率部渡江至敌后游击抗日，曾在平湖新埭、嘉兴新塍一带活动。同年8月，省抗日自卫总团第五支队到嘉南地区接防，到达后随即会同嘉属抗日义勇军第五大队攻袁花，收复该镇及沈荡等镇。随后，抗卫五支队先后向驻新丰、王店的日军发起攻击。上海《大美晚报》、香港《大公报》对相关战事进行了报道。1940年，暂编第32师黄权渡海北来，加强敌后作战力量，并在嘉兴新篁、凤桥一带顽强打击日军，先后组织发动多场大型战役。
沦陷区游击战争的如火如荼让侵华日军觉察到局势的严峻。为改变这一状况，他们一方面从前线抽回兵力，疯狂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抗日武装；一方面实行政治欺骗，扶持伪组织和伪军，企图怀柔人心，巩固其殖民地统治。但随后的历史却证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一个民族的脊梁是没那么容易被弯折的。
在桐乡，一件发生在75年前、震惊四方的事件时至今日仍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痛快、解气，是他们的一致看法。
1940年10月1日，在崇德县灵安镇(今属桐乡市凤鸣街道)，汪精卫伪政权的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某独立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孙英杰率19名士兵，杀死了21名日军。孙英杰一方无一伤亡，然后宣布反正，重新投入抗日大军。
“数日后，重庆的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广播，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将此誉为‘浙西第一先声’，有力鼓舞了当时正在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在桐乡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颜剑明根据相关材料整理的《七十五年前，孙英杰灵安杀敌》一文中，对此事件进行了全面梳理。
1937年11月，参加淞沪会战的孙英杰在松江被俘，关押在宝山俘虏收容所。1939年冬，趁隙逃脱的他在昆山投奔了罗堂阶游击队。1940年9月初，罗堂阶游击队被汪伪政权收编，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独立团”，孙英杰任连长并在数日后奉命调防浙江。
“他们把我的兵分到了三处，崇德驻三四十人，桐乡驻三四十人，我带着两个班，连我在内二十人驻灵安镇。”1985年，孙英杰在回忆文章《爱国主义教育激励我毅然反正》中写道。日军出发“扫荡”时，常将他的兵带走，留他一人在据点，如若他想出去的话，只能是他一人或带一两名兵士随行。虽然同住一个宅院，但他们被日军监视看管着。
驻扎灵安后，经常亲眼目睹日军毒打、关押、残杀百姓的孙英杰格外气愤。反正杀敌的种子也在心中快速生长发芽，直到那个再也无法忍受的深夜。
感谢岳钦韬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暴行与反抗同在，屈辱和光荣并存。8月29日，《稀见嘉兴抗战旧影集》正式推出，同名图片展在市图书馆揭开帷幕。在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沦陷所受的苦痛背后，透过那一张张珍贵影像，我们仿佛能看到，有那么一种力量总在支撑，有那么一种精神持续传递。嘉兴抗战历史，从黑白照片中徐徐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