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第
陈世安
计浩翔
嘉兴地下党开展工作时用的物品。
中共嘉桐工委在新塍设立的联络点。
同泰兴老照片（新塍镇文化站提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20年代初，建党前嘉兴地区第一个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影响的进步社团——“新塍青年读书会”在新塍镇成立，从那时起，红色的种子就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八年抗战中，新塍镇有这样一群战士，他们不用亲临战场，却要时时深入龙潭虎穴；他们不是在炮声轰鸣中持枪鏖战，而是在日寇铁蹄蹂躏家园的岁月里，凭借智慧和勇气与敌周旋，用热血和胆略在敌后的隐蔽战线上奏响一曲荡气回肠的雄浑乐章。
一路寻访：
锁定“红色中转站”
当我们走进位于新塍镇中北大街11号的嘉兴地方党史陈列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嘉兴的重要活动，以及嘉兴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在眼前展开。
一把新塍地下党人在联络点研究工作时烧开水饮用的铜茶壶、一盏被新塍地下党组织人员用来进行秘密联络的煤油灯、一幅新塍镇交通联络点“同泰兴”文具店的老照片……陈列馆内保存的几件抗战时期实物档案让人顿生好奇，秘密联络、地下工作、交通联络点共同构成了新塍镇抗战历史的关键词。
这些交通联络点因何设置？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吴洪生告诉我们，1937年11月嘉兴遭日军侵占后，日寇在城区及各重镇要道派驻重兵，拉拢亲日汉奸设立情报联络机构，用来嗅查抗日信息动态，从而加以扼杀。与此同时，中国各支抗日武装也纷纷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组建起情报网络。1940年相继成立的嘉崇桐工委和海北工委陆续在辖区建立起交通联络点和情报点，逐渐构筑起较为健全的交通联络网和情报网。其中，新塍镇的交通联络点设置相对集中，主要包括镇区的“计源昌”南货店、“同泰兴”文具店和新塍农村的沙家浜小学。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我们跟随《新塍镇志》主编胡锦权老师踏上了寻访新塍镇区交通联络点之路。胡锦权说，与许多水乡古镇一样，新塍古镇的街市布局是以市河新溪为中轴线，在市河北片街市有一条东北大街横亘其间，东北大街虽然不宽，但却是古镇首屈一指的商贸区与人口聚居地。镇区的两个交通联络点——“计源昌”和“同泰兴”都曾开设在这里。
穿过胜利桥，经过丰乐街，就来到了东北大街上。大街的两边交错分布着低矮的平房与新造的楼房，各个时代的建筑在这条街上都不难找到。来到东北大街117号建筑前，胡锦权说，这幢房子就是当年的“计源昌”南货店，房屋临街朝南，西墙紧贴民校弄。“这爿店铺位于镇东栅繁华地段，平时来往客户较多，不易引人注意。店铺后面和旁边的弄堂都可直通乡野，遇到紧急情况时便于迅速脱险。最重要的是，店主之子计学周（后改名欲追）是抗战打响后新塍镇第一个党员，其家人都十分支持革命工作。”
找到了“计源昌”，那么“同泰兴”在哪里？胡锦权凭着记忆在大街上搜索，却无法断定“同泰兴”的确切位置。在东北大街227号的门口，我们遇到了年过八旬的徐老伯，听说我们来寻找当年的“同泰兴”，徐老伯表示，自己的父亲当年就在“同泰兴”工作，自己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并向我们指出了大致位置，并表示因为“同泰兴”原址周边的建筑屡经兴废，已经完全看不出原貌了。
听徐老伯这么说，我们没有放弃寻访，胡锦权突然想起，曾在相关资料上看到，当年开设“同泰兴”文具店，是计欲追、沈如淙等人向中共嘉兴县委原负责人朱仲虎租来的房子，于是他决定从这个线索入手寻找当年的“同泰兴”。几经周折后，我们在民校弄9号找到了朱仲虎的儿子朱光第，朱光第带着我们来到正对自己家门的东北大街197号，“这里就是当年‘同泰兴’的原址，老房子很早就拆掉了，这里其实是我们家的第一进院落，后面可以直接连通到我父亲的住宅，既方便联系，有危险也容易逃脱。”
除了这两个交通联络点，抗战期间，位于新塍农村的沙家浜小学也是一个“红色中转站”，在沙家浜村村部的对面，一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崭新的安置房的簇拥下分外引人注目，房子的正门口是一面写有“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点”字样的红色牌匾。
沙家浜村党总支书记陈友法告诉我们，这里正是当年的沙家浜小学。1940年11月，中共嘉桐工委在新塍农村设立联络点。现如今沙家浜小学已经是沙家浜村革命传统教育点。它不仅成了村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村里开展各类活动的场地，也成了村民接受“红色文化”的课堂。
“计源昌”与“同泰兴”：
日军铁蹄下的双子联络点
1940年11月的一天，驻扎新塍镇的伪军在嘉兴驶来的一艘快班船上扣押了一名没有随身携带“良民证”的乘客，这名乘客的真实身份是嘉桐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刘明，一旦暴露身份，后果难以设想。
情急之下，刘明把情况用暗语写成字条，并托人带给“计源昌”南货店的少东家计欲追。得信之后，计欲追略备薄礼，找到镇商会会长，声称刘明与计家素有生意上的来往，请商会出面作保。商会会长鉴于计家在当地商界中的良好口碑，并且人缘不错，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作保。果然，当天刘明就被伪军释放，刘明当晚还以到计家致谢为名前往“计源昌”与计欲追商议工作。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这只是以“计源昌”为代表的交通联络点工作成效的一个缩影。吴洪生告诉记者，抗战时期，交通联络点主要从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其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对象、空间较广，如党的活动经费筹集和紧要物资转运，党内重要指示的下达上报，党内会议的安排落实，党员干部、抗日骨干调派和转移过程中的联络接洽等，“这些深扎在敌占区的交通联络点是面向抗日前方、背靠抗日大后方的抗日通道上名副其实的‘红色中转站’。”
新塍镇区的两个交通联络点都与世居该镇的计欲追家族密不可分，计欲追之子计浩翔告诉记者，计家在新塍从经营杂货铺发展到南货店，逐渐成为镇上小有影响的小康之家。“计源昌”的掌柜是计欲追的父亲计庆祥，日军铁蹄踏进新塍后，计家的店面住宅被焚毁，邻居许连伯被炸死，这些屈辱为计家后来的抗日爱国热情埋下了伏笔。
抗战开始后，正在读中学的计欲追被迫辍学在家，在刻骨的家国之痛中，计欲追成为镇上抗战时期第一位被发展的中共党员，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安全起见，中共嘉桐工委决定将“计源昌”南货店作为党的交通联络点，计欲追也承担起联络点负责人的责任。
1941年初春，经组织研究决定，在继续保留和发挥“计源昌”南货店交通联络点作用的基础上，在镇上再设立“同泰兴”文具店作为新的交通联络点，后来因文具店生意清淡，不利于隐蔽，经过商量，由罗希明、沈如淙、计欲追3名党员合股开设“同泰兴”糖果店。为了掩人耳目，几人在碰头时，常在桌上一边打麻将一边商议事情。
在嘉兴地方党史陈列馆陈列柜内保存着这样4枚银戒指，戒指上分别刻着“良”、“心”、“如”、“玉”4个字，这是解放后计欲追之子根据父亲战友的回忆打制的，“当年我父亲把罗希明从中央苏区带回来的一块银元打成了4枚戒指，按照年龄大小，罗希明、全昔明、沈如淙和我父亲各戴一枚，既是表明对革命的忠诚，也作为地下战线的联络记号。”计浩翔表示。
平日里，计欲追在店内迎接四方来客，如有“特殊客人”来访，计欲追会将他们送到店后秘密搭设的草棚中商议工作，如遇紧急任务，计欲追则扮成外出采购的商人，以进货为名四处奔波。
然而即便有商人身份的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与危险常常是相伴而生，“1942年，从前跟父亲一同在政工队工作的一个人叛变投敌，他对父亲的情况非常清楚，马上带了日伪军来我家，在万恩桥上架起了机枪，要抓捕我父亲。父亲听到风声后马上翻墙到隔壁，在邻居家的祠堂里躲了一夜，后来又藏到高公兴酱园。此后他被组织转移到农村，一直到他去世前，‘计源昌’和‘同泰兴’一直履行着交通联络点的职能，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地下工作鞠躬尽瘁。”
沙家浜小学：
黑暗岁月中的光明灯塔
“我们这样穷苦，以后怎么办？”“我们要革命，革命才能找到出路！”这是上世纪30年代新塍镇沙家浜村的两名放牛青年之间的对话，其中提问的人叫陈世安，为他指明方向的人是沈如淙。
去年冬天，96岁的陈世安与95岁的沈如淙在沈家见面，回忆起70多年前的这场对话，两位老人相视而笑。当年萦绕在青年心头的疑问与求索，现在已经被岁月所揭晓和证明。
两位老人都是沙家浜小学的学生，他们的革命生涯也与这所学校密不可分。1939年，沈如淙成为沙家浜小学的一名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寻找抗日救国的机会，从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到成为政工队义务队员宣传抗日救亡，沈如淙的思想逐渐从谋求个人的前途、命运，转变为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有了前途命运才有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刘明和计欲追的引领下，沈如淙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新塍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沈如淙具体负责农村建党工作。回到沙家浜以后，沈如淙发展了自己的同学兼放牛伴陈世安等人入党。当年，沙家浜小学也成为中共嘉桐工委的交通联络点之一，沈如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陈世安则利用家住小学旁边的优势与沈如淙配合。“我家就在小学旁边，因此可以做一些接待、联络工作，一些转移或撤离的同志来到沙家浜，我们会想办法为他们安排食宿，并帮助其联络组织。”
此后沈如淙调入镇区，陈世安依然在沙家浜交通联络点工作，兢兢业业地做好联络点交给自己的每个任务。让他印象十分深刻的一次是上级要求他护送中共嘉崇桐工委书记姚旦的夫人叶纲前往苏州治病，“我撑船从嘉兴到苏州，一路上要经过日伪军的六七道关卡，我扮成普通农民，跟敌人说她是我邻居，突发疾病要送医院，一路骗过来。当天晚上就返回嘉兴，那次行动还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评价。”
回忆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今年97岁的陈世安感慨地说，自己有好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日伪军下乡“扫荡”时，作为交通联络员的陈世安负有了解敌情、保护党员群众的重任，时而会与日伪军“狭路相逢”，陈世安都是凭借胆略和智慧，一次次躲过日伪军的追杀，“有一次日军下乡‘扫荡’，我在侦察敌情时被敌人发现，日军一面追赶我一面射击，与我一起逃跑的人还被击毙了。我的身形比较小，跑起来忽左忽右、时起时仆，子弹没法命中，最后在草垛里躲过了日军的追杀。还有一次我送情报到镇里，刚好遇到下乡‘扫荡’回来的日军，当时路边几个中国人因为害怕一哄而散，被日军全部杀害，我躲进路边的茅屋，从而幸免。”
陈世安表示，从入党那天起，他就抱定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决心，“1938年，我的父亲被日军枪杀在沙家浜公路边，我与日军既有国恨也有家仇，为了抗日事业我可以奉献一切。”
一段深埋“地下”的历史
记者手记：
一段深埋“地下”的历史
禾城西向，溯流而上，一座始建于唐代会昌年间的古镇——新塍在眼前清晰浮现。
来到老镇中心陆家桥，粉墙黛瓦、古色古香的西半镇景区让人眼前一亮，也让游人趋之若鹜。然而从陆家桥东南望，景观的“画风”却陡然转变成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化新城区。原本放射状自然分布的老镇区在东南方向形成了一个突兀的缺口，一段血泪史深藏在这里。
“五月十三大火烧”，在新塍，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话。1938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十三）的清晨，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犯新塍，沿街纵火烧房，东南半镇几乎化为灰烬。战火中，新塍镇共有大小房屋1000余间被焚毁，两人被活活烧死，一人被杀死，3000余人无家可归。6月10日，后来成为新塍镇的“镇难日”。
一场大火，造就了这样一个有着集体伤痕记忆的古镇；一次刻骨铭心的耻辱，也为日后这片热土上红色力量的萌发和崛起奠定了基础。
计源昌、同泰兴、沙家浜小学……在查阅史料后我们得知，在这场中华民族劫难中，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黑暗岁月里，新塍镇有这样三座“红色灯塔”巍然屹立。
在寻访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几位世居本地的居民，从出身本地望族的郑国连到豆腐坊子弟金继传，当时的身份虽有千差万别，但他们对于抗战的记忆是同样沉痛深切。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对于日军侵华的诸般罪行，老人们印象深刻，随口可以道来。然而被问及对当年地下工作的印象，老人们却都说不清楚。
这是一段深埋“地下”的历史。当计欲追与沈如淙在计源昌的茅草屋内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救亡图存时，当陈世安拼死护送叶纲前往苏州就医时，当几名党员冒死在敌人眼皮下建起联络点时，当计欲追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以采购为名为抗日事业四处奔波时……他们没有指望这段历史被人们记住，引领他们前行的是心中抗日救国的强烈责任感。
一番寻访，几经周折，在完成实地寻访后，我们又先后拜访了3个交通联络点负责人或其亲属，通过他们的讲述或提供的资料，对历史的细节进行推敲和丰富，尽可能地还原出这段不容忘却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