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广西男子李楠，7月23日被骗入传销窝点，在心理防线快被攻破时，大学好友凑了16000元，委托反传销人士将他救出。这一新闻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运作呈现在公众眼前。据报道，由于缺少监管，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高昂收费及身份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质疑和风险。

　　反传销组织收费16000元“捞人”，很多人质疑是在赚“黑心钱”。这个钱花得值不值，可能没法作具体判断。同样是深陷传销，有的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也有人及时逃离魔窟。具体境遇不同，“捞人”的成本和风险也不同。

　　传销之祸自不必多言。反传销组织寄生于传销之上，靠“捞人”、“反洗脑”获利。把反传销做成一门生意，是因为背后有庞大的市场需求。据媒体报道，到2012年，全国有大小传销组织3000余个，参与传销者超过1200万人次。

　　客观而言，打击传销并不比打拐容易，传销屡禁不绝，有社会性因素在里面。面对庞大的传销人群，要求警方投入全部精力，还要承担起“反洗脑”的任务，可能并不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反传销组织其实是干了警方的活，提供了一种补充性救济力量。而且，这些反传销组织多是由一些曾有过传销经历的受骗者创立，他们比警方更熟悉传销的结构、运作、地缘纽带，反传销的专业性可能更强。

　　至于说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私力救济，应该以公益还是以市场的面目出现，目前尚无定论。如果当公益来做，政府应给予鼓励，在政策上进行扶持。“中国反传第一人”李旭将反传销做成公益，不收任何费用，结果反而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他的经历似乎说明，把反传销放在市场条件下运作，其稳定性更高，也能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救济。

　　不过，因为目前仍处在灰色地带，反传销组织与传销组织便存在相互勾结的可能——前者收钱，后者放人，暗中分成，形成利益链。再者，如报道所言，目前反传销收费无标准、资质认定无门槛，甚至翻墙入室、暴力逼问成为常用手段。反传销组织因身份不合法、违规运营诱发的负面问题，确实值得重视和反思。

　　反传销组织的种种乱象，亟须法律予以规范，通过专门立法加强对反传销组织的监管，而不是简单取缔。此外，如果职能部门能在组织挂靠、资质审批、运作监管等方面着力，为反传销行业提供标准化的管理体制，反传销的诸多乱象或能得以消除。依靠竞争形成的反传销行业，也能够自发形成一套定价机制，不再狮子大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