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农民工陈清是货车司机，固定工资起步5000元，常常感觉工作太辛苦、收入不稳定。外企白领张墨月收入10000元左右，每个月都觉得不够花。公务员赵克月收入4000出头，一直觉得挣得太少，目前考虑下海赚钱。

　　农民工、白领、公务员群体，看似工作相异、收入差别也很多，但大家却都在“诉苦哭穷”，这个现象引起了在京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不同的人群相同的感受

　　生活压力大、社保不健全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他在调研中也发现以上现象，尽管是收入不同的人群，但生活压力比较大、对收入不满意，几乎都是一个感受——“难”。

　　尽管“幸福”是主观感受，但外在因素更为重要——郭乃硕认为，造成这一现象，除了房价高企、物价总体水平高带来的压力外，社保制度不够健全和医疗、教育资源不均是重要原因。

　　房价和收入比就不说了，即便“蒜你狠”“姜你军”等物价压力也会让工薪族“压力山大”。稍微有点余钱的家庭，也会给子女上个奥赛班，如果家人生病，开销则更大。

　　“养老、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政协主席邓泽永说，这些年，各级政府在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方面投入较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会保障的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流动在城市各个角落，生活十分艰难。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也认为，由于社保缴费率较高，以致拿到手的工资较低，“迫使”很多农民工宁愿选择没有合同和社保的工作。

　　代表委员认为，“安居乐业”是群众幸福感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政府应进一步推动社保、医保的有效覆盖，加大力度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

　　兢兢业业工作不如“炒房”“炒股”

　　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辛苦，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收入，怎能让人心里平衡？从国际经验来看，“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类似的付出有类似的收获，就不存在“拼爹”等现象了，一位政协委员毫不客气地指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成本偏低，如果不扭转这种格局，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消费也就不可能稳步提升，最终反过来一定会损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能持续发展，资本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报，政府财政同样要面临困局。”郑功成说，“所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不仅是体现劳动力要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条件。”

　　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重要性在降低。也就是说，兢兢业业工作反而不如“炒房”“炒股”“炒钱”实惠，这也是很多企业“不务正业”的重要原因，个人更是如此。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说，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在初次分配环节发力，让劳动力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让企业让利、政府减税、劳动者报酬提高，从宏观上调配国民财富分配的大格局。

　　-追问

　　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个目标能否完成？其实，国企和体制内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说了算，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

　　而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说了算：例如很多白领在年底要和公司谈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节后出现“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民工与企业议价。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资调整机制主要依靠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这项工作，但还需要一个过程。

　　曾任职工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往往是劳资纠纷多倒逼出来的办法。

　　“但是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最大的阻力来自企业主。一些企业主对于协商存在‘惧怕’心理，惧怕职工会‘漫天要价’。”这位代表建议，国家应制定完善法律，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金硕仁告诉记者，由于担任延边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一职，经常要为企业的利益到处奔波。他认为，现在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受外在经济环境影响很大。一旦招工难了，工资就提上去了，一旦招工不愁了，就会把工资降下来。

　　“从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非常有必要。”金硕仁说。

　　金硕仁坦言，目前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还在起步阶段，三方中的劳动者话语权比较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利益受到损失最大的往往还是劳动者。

　　“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赋予工会在维护劳工者权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动机制平衡发展。”金硕仁说。

　　“十二五”收官之年

　　工资正常调整机制能否建立？

　　大家都“哭穷”现象的背后

　　蕴含着收入焦虑和消费顾虑

　　其实，自称“收入低”的群体的还有很多——城管、小贩，老板、农民工，开发商、业主……几乎没有人对自己目前的薪资水平是满意的。

　　“这个现象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都希望挣得越多越好。”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但大家都‘哭穷’现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大家心里‘没底’的收入焦虑和消费顾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这些都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郭乃硕说，要让人们普遍有“获得感”而不是“没底感”，首先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让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扫除人们心中“不公”的不安，在全社会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尽快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让大家对未来有足够的踏实感。”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我国应在医疗、养老、就业、低保等诸多领域都要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密实编织好让群众有更实在“托底感”和“获得感”的社会保障网。

　　“社会报道领域的这些改革不仅能让群众有‘获得感’，更能最大程度释放消费能力，极大地拉动内需，反过来又将推动改革。”宋丰强说，“而这其实也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链接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证明了此话不虚。但风水轮流转，你能想到，1988年时，收入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水利管理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在1988年，收入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58倍，随后行业差距逐年扩大，到2005年达到4.88倍，为历年最高。

　　2005年后差距虽然略有下降，但幅度较小，到2010年为4.66倍，2011年为4.48倍。2012年，工资收入最高行业金融业是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的4.3倍。

　　有人质疑，差得这么少？别急，这是因为细分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比较大。同样是金融业和农、林、牧、渔业，都存在“高大上”，也都有“矮矬穷”。

　　相关部门每每发布数据，不少人“吐槽”称自己的工资“被增长”。其实，除了上述的行业细分不够，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垄断行业工资增长水平过高，而多数行业增长速度则低于平均值。第二，企业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为47.1万元，职工平均薪酬为8.2万元，相差5.74倍；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达到112.77倍！

　　从总体来看，我国全部雇员1985年平均工资为1120元，到2012年增加到34905元，共增长30.2倍。而同一时期人均GDP则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长了34倍。

　　更为令人忧心的是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这个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遗憾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大家对此莫衷一是。但这一比重持续降低却是大家共同认可的。

　　据统计，2004年至2008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0.6%下降到47.9%。而2009年和2010年，这一比重继续降至46.6%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