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诗人、书画家唐佩金（1858～1929，字暎荪，号印生，亦作印僧）先生编纂的《闻川志稿》共有二十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能够正式公开出版的只有前四卷。但即或如此，唐子印僧给王江泾镇和中国历史（如纺织史等）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部志稿的背后，还有两位大的功臣值得一书，一位叫陶葆廉，另一位叫沈云桂。他们与编者一样，都是秀水闻川（今秀洲区王江泾镇）人。前者给志稿作了“澹校”，后者给志稿作了“参校”并序。

　　说起陶葆廉，大家或许还熟悉一些。他是晚清两广总督陶模的儿子。据史料载，陶葆廉（1862～1938），别署淡庵居士。“少年入学，为优贡生，秉性俭约，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专心撰著，对史地考证、医学、算术，都颇有研究”，堪称清代医学家、考据家、学者。他一生淡于名利，倾向维新，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光绪十七年(1891)，陶模任新疆巡抚，葆廉随父赴新疆，沿途逾长城、渡瀚海，经古代蒲类(今巴里坤)、车师(今吐鲁番)等地，行程11200余里抵乌鲁木齐，以日记方式记述途中所见所闻，著成《辛卯侍行记》。二十八年(1902)，代理浙江大学堂总理。三十三年又被召入对内廷，授陆军部军机司郎中。光绪末年（1908年），因大臣屡荐，为硕学通儒，记名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对嘉兴地方公益事业颇多关注。1919年11月，曾奉命会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1921年10月19日，在上海致电北洋政府内务部、财政部，汇报嘉兴、平湖、海盐、嘉善、桐乡、海宁各县迭遭飓风和水灾的情形，要求救济灾民。还著有《陶方子行述》1卷、《求己录》2卷、《求古录》3卷、《测地肤言》1卷、《舌鉴辨证》2卷、《医学答问》4卷等。1914年，浙江通志局成立，被聘为分纂，对整理地方史料颇多贡献。还校阅了《闻川志稿》、《盛湖志》、《竹林八圩志》等志书，并为之作序跋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避居桐乡。次年秋，因愤疾交加去世。观其一生，实为学者中的典范。

　　沈云桂（1864～1921年），一名云，字秋帆（又写作“秋凡”）， 号蘧庐，又号闻湖蘧庐生，系闻川世家望族。1860年为避兵祸，其父举家迁盛泽，租房居住在观音弄。1864年正月，沈云桂降生。正月二十八日，“湖州贼（指太平军）犯盛泽，沈支山之众亦大掠，纵火焚民居几大半”，襁褓中的沈云桂被父母抱着逃往郊外农村。为防备可能出现的第二次灾祸，沈云桂父母便在近镇之永福桥（俗称计家木桥）边租房居住下来。这一系列史实，沈云在《盛湖竹枝词》自叙中都有所记述，“我生不辰，适丁阳九之厄；乐郊爰得，籍避元二之灾”；“观音弄口，永福桥边，呱呱坠地之时，呀呀学语之岁”。沈云桂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极深，柳亚子有“翩翩少日、兰成射策之才”的赞语。成年后在外游学历久，多与名人交往，文名籍甚。《盛湖竹枝词》序二的作者唐佩金写道：“余与君为文字交垂三十年，曩撰《闻川缀旧诗》及《闻川志稿》皆就正于君”，由此可见一斑。后在盛泽娶妻成家，首育两子。不幸前妻过早离世，为此又择盛泽南仲家弄蔡氏女为继室。随着父亲去世和第三子降生，家庭生活重担压上了他的肩膀。为侍奉老母、教育孩子，云桂才逐渐安定下来。诚如自序所云“今者倦飞之鹤复归华表，相识之燕重认乌衣”。那时，地方新式教育之风初开，他先后受聘于盛泽郑氏小学和盛湖公学，并迁居至阳春弄，与学校就近居住。曾率先参加南社，成为他这一辈盛泽知识分子中参加南社的第一人，可称为南社吴江的长者。生前著有《盛湖竹枝词》和《盛湖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