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无论采自深山野林的杂木，还是取之峡谷坡地的翠竹，就其外形特征来说，不枝不蔓，直溜溜的一根，如同那“一”字一样简朴。扁担是竹木的子嗣，因而更亲近泥土，亲近乡村。一根扁担诠释了劳动的美，还有劳动的艰辛。每每看到它，眼前就会闪现以前在乡村随处可见、肩扛扁担的那些“生意人”的身影。人们把卖小商品的叫货郎担；把换糖的叫换糖担；把理发的叫剃头担；把卖馄饨的叫馄饨担……扁担们用自己有力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只要有需要，他们从未停止忙碌的脚步。

　　货郎担

　　货郎担是一道不太遥远的风景，但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有诗曰：“鼗鼓街头摇丁当，无须竭力叫卖声。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描绘的是一幅活生生的货郎担生活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货郎担在乡村还是常见的。他们走村串户，一头挑一个竹筐。前面竹筐上架着一只罩着玻璃的方形木盒子，里面摆满了棉纱线、扎底线、丝线、缝衣针、绣花针、松紧带、钮扣、剪刀、木梳、镜子、发夹、牛皮筋、雪花膏、百雀灵以及铅笔、橡皮、写字本、玩具、糖果等；另一头则是沉甸甸的备货筐。可谓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那个时候，还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公社一般只有一个供销社，有些村连代销店也没有，村民们要买点日常生活用品十分不便。货郎担充当了“流动商店”的角色，他们不仅卖东西，还兼收破烂，深受农村男女老少的欢迎。货郎担卖的虽然只是一些针线、钮扣、发夹、红头绳、雪花膏之类的小百货，但对当时落后的农村来说，已经是足够丰富了。

　　货郎担进村时，货郎总要把他的拨浪鼓摇得咚咚响，耳尖的孩童们便欢呼雀跃着奔了过去。不一会，货郎身边围了一大群小孩。那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很快将大姑娘小媳妇吸引了过来。货郎就放下担子，打开他的“百宝箱”，介绍他的销售品。于是乎，女人们买针线的，买红头绳、发夹的，买剪子、镜子的……选好东西后，就耍起了各自的绝招，开始讨价还价。“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还不止三个女人呢，叽叽喳喳，热闹非凡。或说卖得太贵，或说东西质量差，不值钱，一时间争得面红耳赤，为的只是省下几分钱。那些走南闯北的货郎早已谙熟女人们这些伎俩了。争争吵吵之中，大家乐乐哈哈的，谈妥的就买下了，谈不拢就不买，货郎也不生气。有时争得口干舌燥，货郎还会向村民讨口水喝。热心的女人会叫孩子回去端碗水来，甚至带上一个刚做好的团子，完全没有了刚才讨价还价时的小气样。善良的乡亲们知道，货郎东奔西跑、日晒雨淋地挣几个小钱也挺不容易，他们拿货郎当客人看待。

　　那时候乡下人生活都不宽余，许多家庭连几毛钱也拿不出，只能拿东西来换。货郎担一到，孩子们就飞快地跑回家去找东西，什么鹅毛、鸭毛、甲鱼壳；什么长头发、破布头……那怕换几颗水果糖吃，也能美美地甜上一二天。

　　货郎来村里的次数多了，便同大家熟悉了。托他到别的村子捎个口信什么的，也是常有的事。货郎就成了义务的邮递员。倘若谁想买点东西，恰巧他那儿没有，那怕他从不做这类生意，货郎下次也一定会帮助捎带过来。

　　小时候特别喜欢货郎担来村里，有时甚至跟在他的身后，悄悄学着货郎外乡人的口音，觉得很希罕，也很有趣，总想他们能在村里多待一会。但货郎终究是要走的。如今，他们终于走了，而且已经走得很远，谁也阻挡不了他们远去的脚步。

　　换糖担

　　换糖担不同于货郎担，他们只换糖不卖小商品。挑换糖担的人，大多来自苏北。他们走村串户以麦芽糖(饴糖)来换取废旧物品，是一个流动的废品收购者。他们取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刀一片片劈下来的，叫“斩白糖”；另一种是用一根小指粗的铁棒，敲击一把宽宽的刀片一小块一小块敲下来的，叫“敲白糖”。另外还有“吹糖人”的饧糖担，似乎也可归入换糖担一类。

　　换糖担，人未到，声先到。当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声清脆的笛声时，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被吸引住，尽管他吹的也许总是那首老曲子。声音越来越近，只见挑换糖担的人头戴凉帽，肩挑一担箩筐，箩筐上面的木板上罩着一堆麦芽糖，脸盆般大小，像一蒸厚厚的蛋糕，十分地诱人。换糖担刚放下担子，就陆陆续续有人或拿着破布头、旧套鞋；或拿着甲鱼壳、肉骨头以及废铜烂铁之类的东西来换糖。以前在乡下，小孩子吃糖也不容易，当看到奶黄色的散发着甜香味的麦芽糖时，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赶忙跑回家去一通乱找。找到了废品，就争先恐后地前来换糖。实在找不到，有不懂事的孩子甚至会把好好的一双球鞋拿去换。换糖人却不慌不忙，用一只手挡着，连声说：“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换糖的按废品的数量、质地，一手拿一块湿布，一手拿一把薄刀，“嚓嚓嚓”几下，把一片片薄如刨花的麦芽糖递到顾客手上。换糖人经验丰富，无论是斩还是敲，都留有余地。知道人家多半会讨价还价，总是嫌他给的少，要求“饶(添)一点，再饶一点。”所以每当有人要“讨饶头”，他总会再给你添加一些。然而，也有少数难缠的老人，明明已经给足了，还一个劲地要求“再饶点，饶一点点。”那换糖人起先总是不肯，但最终还是扭不过老人，一边摇着头，一边再添上一点。碰到家里特别穷的孩子，没东西可以换糖，在边上抹泪哭鼻子，换糖人看了可怜，就会轻轻地斩下一小片或是敲下一小块给孩子吃。孩子得了糖，便破涕为笑了。

　　这是我关于换糖担最深刻的记忆。换糖担似乎可以用“四海为家”这词来形容他们，在那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里，换糖担的到来，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福音。虽然家里缺钱，但角角落落里的破烂还是能找到一些的。因为那时那怕只值几分钱的废旧物品也不会扔掉，连女人梳下来的头发，男人喝剩的酒瓶，鸡胗内剥下来的鸡金，都会晒干后收作起来，只等下次换糖担的到来。

　　换糖担的生计，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有时会在一些地方看到类似的身影，但他们不是换糖担，因为他们没有担子。他们的货物堆在三轮车上，也没有悠扬的笛声，有的只是烦人的电喇叭声。而且现在的糖果只能用钱买，不能用废旧物品来换了。

　　剃头担

　　我十来岁时，还能见到剃头担。那时乡下没有理发店，农民理发大多是由挑着担子、摇着“唤头”的剃头匠来完成的。剃头匠一般都有点年纪，一年四季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肩上担着担子，一头是放工具的小柜和面盆架子；另一头是烧水用的炉子和小锅。炉内生着火，锅里冒着热气，这就引申了那句“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

　　剃头匠进村后，廊屋头、墙门里、篱笆边、大树下，都是他表现“顶上”功夫的理想场所。剃头匠刚把担子放下，就有人围了上来。担子一头的小柜做得像个板凳，剃头时要是没有凳子，可当凳子坐。小柜的一侧安有三四个带铜拉手的抽屉，抽屉里放着轧剪(推子)、剃刀、梳子、刷子、肥皂等理发和洗刷工具。顾客在凳子上一坐，拿围巾在脖子上一围，无论是老的小的，也无论是理光头、平头、西装头还是三七分头，剃头匠都能应付自如。他右手拿起轧剪，五个手指分工，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嘎叽嘎叽一阵便弄妥了。那时理发很注重刮脸，水烧热，把一块温热的毛巾焐在脸上，然后把弯弯的剃刀在襞刀布上来回襞几下，剃刀显得又薄又亮。剃头匠用手指试了试刀锋，感觉差不多了，就摆开马步耍起了把式。只见他翘起兰花指，手腕一抖一抖，剃刀在顾客的脸上四处游走。愣是把刀舞得风生水起，银光迸溅，引得人遍体生寒，他却在那里谈笑风生。三下五除二，一张粗糙的脸很快就变得油光锃亮，焕然一新了。有一副对联：“操毫末技艺不教斯人憔悴古今中外离不得，习顶上功夫教人头面一新男女老幼尽开颜。”正是这些老剃头匠的生动写照。

　　那时剃头，不仅理发、刮脸，还要掏耳朵、修眼睑。脸刚刮完，剃头匠随即拿起一把精致的工具，一一夹进他的指缝间，时而用勺丫、耳刀、耳刷掏耳朵、刮耳眼、刷耳道；时而用剪子、剃刀剪鼻毛、修眼睑。临末，还用小刀的刀柄轻轻叩击你的眼角，用双手给你捶背，舒服得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

　　俗话说，理发是个“饿不煞，永不发”的行当。尽管那时理发很便宜，但剃头匠们晃悠悠的来，晃悠悠地去，不但赚到了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钱，也赚足了乡情。如今不仅剃头担子消失了，而且会修面、掏耳朵的师傅也几乎找不到了。

　　馄饨担

　　以前，馄饨担不仅小镇上有，农村里也经常能见到。到我们村子里来叫卖的馄饨担，大多来自吴江的黎里镇。时间虽已过去了几十年，那颤颤巍巍的扁担，清脆悦耳的竹梆声，一直在我的面前晃动着；那皮薄脂凝、鲜美无比的小馄饨，至今还揪着我的舌尖。

　　那些走村串户的馄饨担子，同样也是竹制的。一头放一小灶，灶上置一小锅。通常烧木柴或是竹片，灶里的火总是隐约燃着，锅里的水也总是冒着热气。另一头是一只方柜子，像一只小型的碗橱，置有三四只抽屉，里面装着馄饨馅、馄饨皮子和裹好的馄饨。前边绑着一个小竹筒，卖馄饨的手拿一块竹片，边走边敲击竹筒，发出“笃、笃、笃”的响声，省去了费劲的吆喝。这极富节奏感的竹梆声，颤巍巍冒着热气飘着香味的馄饨担，总会激起村里人，尤其是孩子们的食欲。他们一个个兔子似地跑回家去，鼓动母亲出来买馄饨，要是母亲不肯，他们会连哭带耍赖地闹，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师傅，来一碗馄饨。”卖者便挑着担子加快脚步走了过来，到了跟前，放稳担子，欣喜地给小灶添些火，灶火很快旺了起来。待水烧开后，拉出担上的抽屉，抓一把馄饨投进锅里，再用勺子轻轻搅了搅。汤水滚滚，水气袅袅。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那馄饨便像野菊花似的一朵朵浮上汤面。见颜色透明了，馄饨已熟，便用勺子捞起装在备好佐料的碗里，然后在上面撒些葱花，一碗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馄饨就送到顾客的手里。如果顾客喜欢吃辣，瓶子里还备有辣酱，而辣酱是免费的。若裹好的馄饨卖完了，便现裹现卖。虽然有人常常调侃馄饨担裹馄饨时“捞得着捞根葱，捞不着捞个空。”其实，那时的生意人都很实诚，绝不会搞欺蒙拐骗的把戏。裹出来的馄饨只只皮薄馅足，如花似玉。吃起来柔润滑口，味道鲜美。

　　月是故乡明，味是家乡美。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碗一碟，一饮一啜，一生都无法忘怀。尽管如今饮食越来越丰富多彩，馄饨早已不是稀罕之物；尽管我知道，任何一种饮食总是要随着当地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而变化的，我却一直在寻找远去了的馄饨担。

　　据说在嘉善的西塘古镇，还能见到传统的馄饨担。一个叫陈玉林的师傅，接过了他岳父陆根福所创的“陆氏馄饨担”。由于陆氏馄饨皮薄、馅香、味鲜，而深受顾客的喜爱。早上吃一碗陆氏馄饨已成为西塘市民的习惯；吃一碗陆氏馄饨也成了很多到水乡古镇旅游的人舌尖上的一种享受。西塘人真有福气，有机会，真想过去买一碗尝尝。

　　鸡毛换糙纸

　　改革开放前，在农村司空见惯的鸡毛换糙纸，同样也是挑着担子游走四方的。这些人大多来自本省的富阳，而且差不多都是农民。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在自己的家庭作坊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制造出最粗糙的纸——糙纸。糙纸或曰草纸，是用来擦屁股的，那时好像还没有卫生纸一说。

　　尽管有过一段时间农户养鸡有严格的规定，有些地方只允许每户养三只鸡，如果养多了，就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农民们为了家里的油盐酱醋，总有许多对付的办法。所以，农村从来也不缺鸡。有鸡，必有鸡毛。但凡家里来了客人，或是过年过节，杀了鸡就把鸡毛晒干了留下来。尽管鸡毛和蒜皮一样不值一提，也不值钱，能换几张糙纸总比随手扔掉好。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可贵之处，中国农民历来有惜物的传统美德。

　　鸡毛换糙纸者，一副担子，两只箩筐。一只箩筐用来装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鸡毛，另一只箩筐里装着糙纸，筐边上还插着几把鸡毛掸子。有些还顺带便收些破布头、牙膏壳之类的废旧品。鸡毛换糙纸买卖虽小，也讲究“等价交换”，所以也会讨价还价。女人们是最善于斤斤计较的，糙纸拿到手，总是嫌少，要再讨几张“添头”。那时农民手中没几个闲钱，那怕只是省下一分钱，她们也会乐此不疲的。

　　富阳人通过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既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又换回了鸡毛，可谓一举两得。他们把换回去的鸡毛经过分拣后，分别把硬毛、软毛卖给鸡毛掸子制作者、儿童玩具制作者；把细绒毛卖给羽绒加工商，与鸭毛掺和后制成羽绒衣。剩下的脚毛，是农田有用的肥料，还可以改良土壤。

　　还有一种鸡毛换糖担，那是从义乌过来的。义乌盛产红糖，义乌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农闲时，他们摇起拨浪鼓，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走南闯北，行走在本省及其周边省份的城乡，换取鸡毛以获取微利。鸡毛换糖曾经被扣上“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等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但勤劳的义乌人不怕打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外出鸡毛换糖依然盛兴，以后渐成规模。可以说，义乌的民营经济是从鸡毛换糖起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形成的历史是鸡毛换糖的历史；今天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世界，是由鸡毛换糖慢慢形成和发展的。事实再次证明，鸡毛是可以飞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