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两轮资本外逃的冲击。从外部来看，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最直接的动因；从内部看，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内外部金融风险，新兴市场国家是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摆脱金融风险还是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关乎世界经济走势的大问题。

　　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首先来自于自身。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建立在信贷投放基础之上。这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不断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泡沫增大，通胀压力显现；另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对信贷投放的依存度提高。换言之，为促进增长所需投放的信贷数量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致力于降低杠杆率，消除资产泡沫，而大规模的经济干预却加剧了信贷投放速度与规模。面对国内长期潜在增长率放慢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显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金融风险有共性的一面，同时在风险程度及应对风险能力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过去一年内两轮的资本外逃冲击中，“脆弱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治上动荡的国家，如乌克兰；二是经济基础不稳定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等，它们要么属于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并存的国家，要么属于经常账户赤字与通胀并存的国家；三是经济政策出问题的国家，如阿根廷。相比之下，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也存在金融风险，但迄今并未受到资本外逃的明显冲击。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释放方式有着重大影响。资本外逃固然源于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与泡沫加大，然而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却是一个直接诱因。现在的问题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内经济走势。例如，在2014年初这一轮资本外逃冲击中，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倡议，美联储明确拒绝通过国际合作处理这种风险，其态度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截然不同。发达国家的这一立场，主要源于它们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存在不对称性。例如，标准普尔500企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收益比例在15%；欧洲企业这一比例在18%左右。在过去的一年中，尽管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增长走势不佳，但发达国家企业的利润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当然，这是一种静态和短期的分析结果。假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以更激进的方式释放，其溢出和示范效应就超越这种份额，危及到全球经济。

　　综合内外部因素，新兴市场国家释放金融风险的方式，既取决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又取决于其自身政策的选择，如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适当降低经济增速，以改革的方式缓解国内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