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敏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对中国旅游产业运行的观察与研究,从社会视角密切关注中国旅游业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是假日改革黄金周存废之争的“挺黄派”代表人物。
戴斌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大众旅游发展阶段的政策取向,基于预警的旅游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与游客满意度推介导向的微观监督体系等。
今年的黄金周长假,中国多地景区出现客流“井喷”。从故宫远超历史纪录的单日客流量18.2万,到“华山爆棚事件”,再到鼓浪屿的“沦陷”,明知人多,为何还要扎堆出行?“假日渴求”的背后原因何在,假日景区爆棚将如何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京华时报对话旅游领域的专家,以期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扎堆出游更多是无奈
京华时报:从旅游者的心理来讲,为什么明明知道高峰还是要去?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出游本身就是不理性的,您怎么看?
刘思敏:这个观点完全是错的。黄金周的集中出游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理性两个标准:是否知情和是否自愿。黄金周已经10多年了,大众传媒时代,黄金周的拥堵地球人都知道;其次,黄金周出游,不是被迫的,不是迫于亲情、民俗等因素,完全是自愿的。平时不能带薪休假,春节要回老家,中长途旅游的愿望如果不是在长假期间,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且对比一下,每年人数都在增加,去年去了故宫的,难道不是比今年再去要聪明吗?不要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只有专家聪明。他们也是经过盘算的,这是种无奈的选择。
戴斌:现在全国一年只有两长三短几个假期,人们的出游时间是有限的。加上带薪假期没有落实,人们都是选择黄金周出游,窗口期比较有限。从今年情况来看,上半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旅游需求一定程度被抑制,十一集中释放;加上今年小汽车免费、部分景区降价、天气晴好拉动了出游的意愿,所以今年形成了很高的高峰。
京华时报:有一种说法,说现在中国的观光旅游跟世界差距已经不大了,但是休闲度假的领域跟发达国家还要差个四五十年。您怎么看?是不是区别于这种出门就看人挤人、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然后赶到下一个景点的旅游方式更值得提倡?
刘思敏:周边三百到五百公里以内的旅游,通过周末、小长假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中远程的旅游就需要长假。远程的旅游追求的是差异,所谓近处没有风景,风景在远方,就是说的观光旅游。在行业里,“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的说法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一种误导。两者只是功能不同,没有层次之分。前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后者达到身心放松休息的目的。要让一个海边打鱼的农民去休闲游,去海边晒太阳,人不骂你有病吗?
戴斌:国际上还有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特种旅游,特别是还有无景点旅游。就是说到达一个城市,参加城市的休闲,参与到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里面去。国民的旅游意识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觉得到一个地方不看景区景点就不叫旅游。我国的旅游跟国际还有很长的差距。从国际上来看,大众化旅游发展阶段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而我们是从1999年慢慢进入的。国际上跟团旅游不是很多,散客旅游更为常见。到一个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啤酒,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阶段。
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
京华时报:十一黄金周,很多景点出现爆棚。比如华山事件,形成爆棚-滞留-封堵-更大的滞留的恶性循环。究其原因,主要有哪些地方需要反思?
戴斌:主要是出游的窗口期有限,预订的消费习惯没有形成、预警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及景区限流、分流措施不完善等三方面原因。
刘思敏:现在重要的任务是“泄洪”。五一长假取消后,“泄洪”的口子少了。我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或者在5月设置一个新的长假,满足人们出游的愿望。当然每年的十一黄金周对于一个省旅游的收入占到非常大的比重,有些管理者在潜意识中把收益放在第一位,缺乏与之匹配的接待、服务能力和应对措施。
京华时报:提前预约的方式一直有,但是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很好的普及?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戴斌:国外主要是针对团队采取这样的方式,特别是热门景点,比如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可以像买机票一样,给越往前预约的人越多的优惠,这实际上对旅游的消费形式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刘思敏:这只是一个技术手段,但我们确实有必要让预约走在路上,培养预约出游的理念。可以现行选择三类景点推行预约:文保类景点、生态类景点和安全管理难度比较大的景点,保护的同时实现稀缺资源的分配公平。
京华时报:现在很多景区都是一天的旅游结束之后统计出一个数据,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当天景区来了多少人。有没有可能实现实时统计?
戴斌:现在有两种情况,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实时的预警。第一个就是有很多景区景点有非购票人数进入;第二个是统计有滞后性,拿不到数据。设定一个底线、实时统计、一旦超过底线不再售票理论上是应该的,但现在急需硬件建设,但方向肯定要这么走。不管怎么说生命高于景观,无论如何当人数超过最大量,应该采取断然的措施。
京华时报:我们很多的景点到底有没有底线人数?如果有,为什么大部分景点从不公布,很少有人知道?
戴斌:各个景点在规划的时候都有最佳容载量和最大容载量两个指标。很多地方没有对外公布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可能它的这两个指标本身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固化下来;第二个景区景点也有侥幸的心理,多人进来多收益。公开底线肯定有必要性,但是目前做得不太好。
京华时报:我们看到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景点的承载量爆棚导致的拥堵,有些拥堵也可能是内部的接待考虑不周导致的。
戴斌:是的,比如游客在景点里面像走迷宫一样,找不到地方,形成回流现象,造成拥堵。这种情况需要建设清晰的指示系统。另外比如热门景区的热点区域,可以采取特殊的处理措施,比如限定时间、加强疏导等。比如故宫,人们都想看看太和殿里面皇帝的龙椅什么样的,挤在一起争相照相,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因此长假期间故宫就把太和殿暂时关闭了,让人流动起来,通过语音导览、导游介绍等方式介绍景点,弥补遗憾。
《国民休闲纲要》将推动带薪休假
京华时报:高速免费、景区降价……在出台利好的旅游刺激政策的同时,如何能够与承载、接待能力相匹配?各部门之间是不是可以有一定的协同,然后经过科学的测算,出台一揽子的政策?
戴斌:我们国家有一个假日办,办公室设在国家旅游局,涉及交通、民航、铁路、宗教、旅游、文化等相关部门。节前是做了通报,采取了措施的。如果说没有采取这些措施的话,今年堵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能出的问题更大。
刘思敏:政府想要惠民,这个出发点是对的,是应该支持的。只是政策出台需要综合性的效果评估。我建议以后十一黄金周就不要免过路费了,变成每年的5月到11月旅游旺季的时候,每个月根据政策力度,拿出一部分时间免过路费,这对周边的自驾游是很大的促进。当然还要建立在利益补充机制的前提下。春节回家是刚需,可以保留免费政策。
京华时报:长假制度本身有没有改进的可能?有些人士分析指出,多年前国家推出黄金周拉动内地消费、培育旅游市场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更应该引导民众理性出游、理性消费,同时完善休假制度和劳动法规,让黄金周逐渐“长大”成黄金月甚至黄金年。您怎么看?
戴斌:从长远来看,带薪休假是一个方向。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国民休闲纲要》的出台。全国人大也已经完成了《旅游法》的一审,进入二审之前的调研。应该说这些制度的出台有利于缓解这样的情况。
京华时报:《国民休闲纲要》历经多年的热议,其中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成为公众的期待。能否透露一下内容和时间表?
戴斌:现在热议的错峰休假骨子里讲是带薪休假的现实表现。这个不应该仅仅是法律上有规定、笼统地说你有这个权利就可以的,更需要细则。现在《国民休闲纲要》已经起草完了,各个部委会也已经签完,正在走国务院审批程序。它的主要内容一个是要引导国民旅游休闲的意识,保障国民旅游休闲的权利;第二个是制定了国民旅游休闲的一些具体指标和目标;第三就是推动带薪休假,允许地方政府做一些相应的制度创新;其他的我不好细说。
京华时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有具体的时间表吗?跟此前国务院的条例相比,这次《国民休闲纲要》属于政府文件,从位阶上来看没有超过条例,但是为什么备受期待?
戴斌:这个时间表还不好具体说。只能说,目前,很多部门都在极力推动,广东、北京等都在积极推动。相比于国务院的条例,它更有操作性,而且它是要通过行政来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