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年里，涉及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差额选拔探索，尤为引人关注
江苏省无锡、南通、宿迁三市新任市委书记4月中旬陆续到任，成为江苏首次集中通过“公推票决”产生的省辖市市委书记。
虽然以这种方式选拔领导干部并非江苏省首创，但对三位市委书记人选同时进行“公推票决”，还是不多见的。而这一探索发生在四级党委换届的关键时刻，更具导向意义。
解析这一次“冲击波”所涉及的三个关键词：公推、差额、票决，不难发现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当下，公开差额选拔领导干部的探索与行动，已渐行渐近。
换届年里的“冲击波”
4月18日，已担任无锡市市长8年的毛小平走上了无锡市委书记的新职位。加上16日刚被任命的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和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至此，江苏首次通过“公推票决”产生的三位省辖市市委书记已全部到任。
近年来，江苏在干部人事制度领域的改革、创新是比较积极的。早在2004年1月，江苏沛县、金坛两地同时“公推公选”了县市长人选。之后，公推公选使用范围逐年扩大。
本次“公推票决”进一步提升到了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层面。程序也进一步完善，包括两轮推荐、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
首先，省委委员及候补委员、在南京的副省级以上干部、省管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等共222名干部，参加首轮民主推荐，从1127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推荐出人选。
接着，在苏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省委委员及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省级领导干部以及正省级老同志等118人，进行第二轮民主推荐，确定6名差额考察人选。这两轮民主推荐主要依据得票情况。
随后，由熟悉党务工作、领导经验丰富的干部带队，对6名人选逐一考察。最后，省委常委会通过差额投票，决定最终的3名人选。
“公推票决”，发生在如此关键性的岗位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更令这次做法显得意义不同的是，其发生的特殊时间节点。据了解，2011年堪称江苏四级党委换届之年，需要集中调整的市委书记、市长人选较多。而放眼全国，亦是换届最为集中的一年。
换届年里，涉及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差额选拔探索，尤为引人关注。
网民高度关注三位市委书记履新的新闻，认为“在关键岗位上打破‘研究决定’的传统任命，这样的选拔更有新意！”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桑学成认为，在省辖市市委书记这一层级的关键岗位上，打破了传统任命方式，引入竞争性差额择优选人的方法，在中央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际，称得上是一次稳妥的制度创新。而从社会的积极反应来看，此举对于形成良好的换届风气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有限“公推”到“海推”
与这次“冲击波”相关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公推”。
追溯“公推”最初的探索，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起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干部选拔方式。在中共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承诺的推动下，“公推公选”在各地逐步推行，成为地方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十七大后，通过这一方式选拔的干部从数量、范围和职位重要性上都向更高层次迈进。
而到了2010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更明确提出“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鼓励多渠道推荐干部”。至此，“公推公选”在江苏乃至全国渐成常态。包括北京、浙江、湖南、江苏、江西、深圳等十多个省市，均面向社会公开选拔较高级别官员。
“公推”为何重要？专家分析，干部一旦被提名就意味着将要被推荐、考察，甚至是任用。因此，初始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第一道关口，是党委行使用人权的开端，也是提高选人用人质量的首要环节，直接关系选人用人的准确性。
实践证明，这种选人模式对于杜绝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激励优秀人才迅速脱颖而出，具有明显的效果。一些官员因卖官而锒铛入狱，大多是因为把初始提名权当作了敛财的砝码，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民主推荐考察对象。
江苏此次“公推票决”中，最被外界所关注的即是初始提名权环节的大幅放开。1127人选3在省辖市委书记这样的关键性岗位上，称得上从“公推”发展到了“海推”，体现了江苏省委坚决贯彻选人用人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的决心和导向。更有质量的“硬差”
“差额”相对于此前的“等额”而来，其实质是将“竞争”引入到了选人用人过程中。从江苏此次实践来看，“差额”不仅在运用，而且在推荐、考察和票决整个程序上都发挥作用，是更高质量的“差额”，有助于更大程度上实现好中选优、优中选强。
从差额到等额，走过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选举法，亮点之一就是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规定“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应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代表的候选人，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差额幅度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此后，选举法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和2010年五次修改，内容得到改进和充实，差额选举制度也更趋完善。
各地差额选拔干部的实践已经不少。一些地方通过实施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四差”制度，有效地制约了领导干部的封官许愿权，堵住了个别干部跑官要官路，形成了以德才取人、靠公论选人、凭实绩用人的用人导向。2010年，公安部曾拿出了3个正局级岗位进行公开差额选拔，显示出差额选拔日益由基层探索趋向高层实践。
在实践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差额选拔”干部进一步走向制度化。纲要明确提出，“推行差额选拔干部制度”、“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选拔任用干部要普遍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要按规定实行差额选举。”
尽管如此，中央党校的有关专家也撰文指出，如今的“差额”仍有局限：即候选人的提名权仍掌握在各级党委手中；关键性岗位仍实行等额选举；差额主要体现在间接选举中，即党员大会选党代表，党代表选委员，委员再选常委、书记、副书记。
从江苏此次“公推票决”实践来看，“差额”已经进入到了干部核心层。江苏过去大多是对副职进行差额，现在则从县处级发展到市厅级，从县乡到了省辖市，从副职到了党政正职。
不仅如此，从列入差额考察的6名人选来看，除了毛小平、丁大卫、缪瑞林分别为无锡、南通和宿迁市的市长外，其他3人也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既有省委副秘书长，也有省政府主要厅局的一把手，无一不是关键性岗位的领导干部。
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认为，过去在一些情况下，选拔过程中虽然也搞了差额，但多数是“软差”陪衬，两个人选“一硬一软”，差谁、不差谁大家心里都清楚。
而江苏本次选人旗鼓相当，形成了“硬差”，其实质是趋向更高质量的“差额”，凸显出竞争性选拔的最新进展。
更知情的“票决”
相对于鼓掌或举手通过的模糊态度来说，更能够准确表达每位投票者的独立意志，避免了少数人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的不科学、不民主现象。
从江苏此次实践来看，两轮大范围的民主推荐主要以得票数为依据，并在常委会的最终票决中引入差额制，使得更多人、更多知情者参与到“决”的过程中，有效提升了选人用人的决策民主。
中组部早在2001年就选择了部分地区作为“票决制”单项改革试点。2002年，中央正式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2004年，中央又出台《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为票决制的进一步推行奠定了政策基础。
新颁布的纲要则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地方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度，适当扩大全委会票决干部的范围，规范常委会票决干部的程序和方法。”
从近些年来看，各地已普遍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度，对全委会票决干部也有所探索。此前，2004年杨卫泽(现任南京市委书记)赴任无锡时曾备受关注，原因不仅是他当年只有42岁，还因为他是江苏第一位由省委全委会票决任命的省辖市市委书记。显而易见，主要领导干部的拟用人选，从过去的“常委会”作决定发展到“全委会”、“常委会”票决，从“县处级”升级到“正厅级”，这无疑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有序突破。
江苏此次选拔市委书记中的最后环节实行“差额票决”。有关专家认为，“差额票决”相对于“等额票决”，又增加了比选空间，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多中选好、好中选优，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选人用人机制。
票决制的基础是有“议”有“决”。无论是在全委会还是常委会层面实行票决制，充分的酝酿与评议是前置条件。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广西、湖南长沙等地，则在全委会票决之前，除了介绍候选人情况和考察结果，还给予候选人以演讲的机会，并允许在场委员临时提问。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录像，或引入媒体旁听。
而在这些方面，江苏此次实践并没有涉及到。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主要是从审慎、公平的角度来考虑的，这说明未来的探索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