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坦诚指出，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总理的坦诚引发了代表委员的掌声，也引发了热议。代表委员们认为，这3项指标虽然不是“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

　　过去五年，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出台了节能减排等多项硬约束措施，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也有提高——

　　“十一五”规划中确定22项指标，8项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4项预期性指标完成11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尽管“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约束性指标带来不可比因素，但指标完成率达到86.4%，明显高于“十五”计划的64.3%和“九五”计划的75%。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3项预期性指标，虽然未达到“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但就其本身数值来看，“十一五”期间仍然实现了年均2.5%、3.5%和0.5%的增长率。

　　成绩固然可喜，差距更令人警醒。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两项指标未完成，反映出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带动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

　　“研发投入比”在“十五”时期就未能达标，说明全社会科技投入仍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之路依然漫长艰辛。

　　“没有完成的这3项指标，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河南济源市委书记赵素萍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认为，产业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同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市场格局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还会受传统观念的限制。“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普遍存在。

　　去年下半年，一些地方为了“达标”，不顾百姓正常生活所需，强行“拉闸限电”。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赵素萍代表感慨道，“我们也在思考，也在探索，用什么办法保证企业真减排、真节能，促使他们真创新、真转型。如果没有长效机制，势必导致‘调后反弹’的尴尬局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一鸣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的发展方式，不合理的结构必然产生不合理的发展方式，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调整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并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互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成为更紧迫的任务。

　　在提交本次人代会审查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专章提出“推动服务业大发展”，要求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耕地保有量、单位GDP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约束性指标被置于显著位置。

　　“‘十二五’规划纲要将继续使用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说明中央考虑到了各地发展的实际，综合运用限制、引导和激励的办法，这将保证各项目标、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安徽蚌埠市委书记陈启涛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