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捐款门”及此次匿名捐赠，大致可视做中国慈善现状的一个缩影：说的人多，做的人少，以至于那一小部分人有时变得非常弱势，因为总有人拿着放大镜照你，迫不及待地等着你出点什么事，然后群起而攻之。不知道这些人哪里来的道德优越感，有时候真让人怀疑，到底是谁捐了钱，谁对慈善事业的贡献大。

　　自“捐款门”后，章子怡陷入诚信危机。排除这背后可能存在的名利场上的种种是非不谈，社会舆论的表现尤其让人感到心寒。一些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匿名，又怎么会被记者知道？肯定是精心策划的危机公关，最终不但难以挽回形象，反而会贻笑大方。不管这种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推断是否成立，我都觉得对章子怡“捐款20万元”的事实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却刻意猜测、丑化人家的捐款动机，这种心理是有些阴暗的。

　　退一步讲，即使章子怡匿名捐款是一次危机公关，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章子怡不是一个专业的慈善家，而是电影明星，名誉和诚信对她而言不亚于第二生命。因此，章子怡在“捐款门”之后试图挽回声誉实属人之常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能容忍明星通过炒作绯闻来提高知名度，能容忍网民靠恶搞走红，却不能宽容明星通过慈善来为自己正名，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退步。

　　不得不说，很多人都有一种“慈善洁癖”，总以为慈善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事实上，我总以为，慈善在有些时候就是一场“秀”，包含着一定的利益因素和个人诉求在内。为慈善而慈善的人和事不是没有，但并非全部。在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人们之所以愿意投身慈善事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捐献之后可以少缴税；一些国际大企业之所以乐意在中国做慈善，是因为这样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争取消费者的好感进而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带着某种“动机”做慈善不可怕，也不丢人。

　　我们的慈善事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愿意投入慈善事业的人和企业太少；另一方面社会又对慈善设置了太高的道德门槛，包括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环境，几乎把慈善弄成了一件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不是坏事，但应该有限度，尤其在慈善文化和制度尚不健全的现实背景下，宽容比苛责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