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0日，中国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B区，重庆大学举行学生会主席民主换届选举。工作人员在现场统计票数。重庆商报 刘嵩摄

    上学时选学生干部，工作后评先进，小区里选业主代表……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类似投票和选举，但又有多少人能认真行使自己这份权利呢？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313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1％的人对生活中的类似投票选举表示支持，25.5％的人反对，27.4％的人表示无所谓。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明显更强，“80后”、“70后”、“60后”把选票视为权利的比例分别为51.6％、47.3％、39.9％。

    “能负责任的人”最能赢得选票，但60.6％的人表示对候选人不了解

    不论是选学生会成员、协会干部，还是推选“三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生王长春总是很积极。“不仅可以结交更多同学，了解他们的生活点滴和成绩，还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朝更好的方向努力。”

    王长春感觉，这些选举选出来的人基本都是佼佼者，但那些交际能力强，会拉选票的同学也确实比较占优势。毕竟多数学生不可能对每个候选人都有全面了解。

    本次调查显示，在平时参与的投票选举中，60.6％的人表示对候选人并不了解，29.8％的人表示“不好说”，仅9．5％的人表示“了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认为，调查结果反映了目前选举的现状。一方面可能制度设计上有问题，选举的组织方没有向选民提供了解候选人的机会；另一方面，选举投票的有效性和公众期待之间还有差距，公众觉得自己起不了太大作用，因而也没兴趣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

    “人选基本上早就定好了，我向来都是凑数的。”虽然国企里选举机会不少，但工作了两年的陈鸣依然热情不高，“选也是选那些内定的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也符合从众心理。如果我不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小鞋’穿。”

    选举中，大家的票都投给了什么人？调查中，44.8％的人表示会投给“能负责任的人”。38.0％的人选择“熟悉的人”；35.8％的人表示“走形式而已，随便选”；19.1％的人表示“让选谁选谁”；16.4％的人投给“领导”。表示“没参加过选举”的人占3．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表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标准，这恰恰反映了现在社会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要选出每个人都特别了解、信任和拥戴的人，恐怕是有困难的，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选举要选出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人，需要有制度的合理安排。

    “我们学校每年召开的教师代表大会，在民意表达上做得就不错。”刘庆龙说，教师代表是各院系的老师自己选出的一线教师和职员，比例在10％左右，都是最能反映教师意见的人。

    “80后”权利意识明显强于“70后”和“60后”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哪一类投票选举，47.4％的人认为自己的选票就是一种权利。此外，24.4％的人持相反态度，28.2％的人表示“说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明显加强，其中以“80后”表现最为抢眼。调查发现，在接受访问的“60后”群体中，只有39.9％的人把选票视为权利；在“70后”当中，这一比例提高到47.3％；而在“80后”青年中，这一比例达到51.6％。

    “对待权利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燕继荣说，许多人关心国家大事，热衷于讨论国家层面的民主，但对于身边发生的最能体现自己民主权利的事情，却表现冷漠。不关心身边“小事”，一味关心国家“大事”，很容易流于形式和空谈。

    调查中，当问到“如果遇到不公正待遇，你会怎么办”时，38.5％的人选择“跟同学或同事发发牢骚”；38.0％的人会“找相关人员理论”；33.2％的人“保持沉默”；29.1％的人选择“投诉”；17.1％的人“严重时到法院起诉”，12.0％的人会“找机会报复对我不公的人”。

    “谁都会遇上不公正的事，一般忍忍也就过去了。”北京市某外企员工李晓玲说，事后自己也会跟一两个比较要好的同事谈，看看自己的判断对不对，然后可能去找上级或直接负责人沟通，如果解决不了，实在气不过就跳槽。

    刘庆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就需要健全和完善沟通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目前在这一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那种用极端方式表达诉求的做法很糟糕，不但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会有更大损失。我们的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更注重个人诉求表达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