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4年至2009年连续6个“一号文件”着眼于应对传统“三农”问题带来的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历史亏欠，那么，今年“一号文件”则开始加大针对“三农”的改革力度，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挑战。正视并着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恰系应对“三农”新挑战的一个明智之举。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专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人（也有报道称达1亿人）。他们与“首代农民工”迥然不同，从思想观念到穿着打扮已与城市年轻人没有太大不同。随城市化进程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至900万的速度递增，不出十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将会生出后患无数。

　　“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前者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们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无可能；后者的问题是，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长大，尽管漂泊生活导致他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城市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但他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可能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置于历史的特定时间段内作考量，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譬如社会保障难题、治安恶化难题、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问题、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问题、社会族群歧视和价值观对立问题等等）最有可能见效的突破口，恰恰当从“新生代农民工”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让他们分批转变为“新生代市民”。

　　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具象点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们的社保、医保、失保、住保和教育保障。其一，把他们纳入城镇职工社保和失保体系，使他们在脱离土地后，失业有低保托底，退休时有社会统筹养老；其二，让他们病有所医，教有所学；其三，保障他们“居者有其屋”——这一条最关键，是确保他们最终转变为“市民”之基础。

　　顺此思路，回头再细读今年“一号文件”关于“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安排，正好循着上述思路分别对症下药。尽管文件落实难免会打折扣，但“针对性措施”之“动态特性”则可通过未来的“一号文件”不断得到增补和强化。只要方向明确措施持续，假以时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是可以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