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孩子们在墙壁断裂的危房里上课，冻得写不成字，如今，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比县政府修得还好。

    这所学校是由焦袁平等3个煤老板共同捐资500万元修建的。在乡宁县农村，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所。当地人们说，乡宁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从2004年起，吕梁山南端的小县乡宁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

    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据介绍，这个数字约占煤矿利润的三到五分之一。投资的项目由煤老板自选，并与乡政府协商。钱不经过县政府，施工队也由煤老板决定。

    寻求破局：暴富的煤老板，炕头冰凉的农民

    近年来，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暴富群体被社会关注。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同步增长的，是山西省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

    2009年9月，吕梁市纪委课题调研组深入调研发现，有不少煤老板资产达到几十亿甚至数百亿元，而以吕梁为例，最发达的孝义市农民人均年收入6750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2009年10月12日，因为矿权纠纷，吕梁市临县白家峁发生血案，100多名手持棍棒、砍刀的暴徒冲向手无寸铁的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伤。案发不久，原白家峁矿矿长、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金山自杀。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一名处理此事善后的吕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痛心疾首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如何平衡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山西基层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山西省吕梁市常委、纪委书记张效彪在担任乡宁县县长时，有一次下乡，车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突然间尘土飞扬，迎面冲出一辆崭新的奔驰600。乡干部告诉他，这是附近一个煤老板的车。

    回来不久，张效彪收到一封当地关王庙小学教师的来信，反映煤价太高，学校买不起，孩子们冻得写不成字。

    乡宁是山西省产煤大县，全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身处煤乡烧不起煤？张效彪立即赶往关王庙，结果“让人伤心，不光是学校，许多农民的坑头都是冰凉的”。

    这两件事让张效彪深受触动。

    实际上，随着乡宁县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不搞“一矿一事一业”，张效彪完全能当一个“太平官”。但看着县里的贫富悬殊和由此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让他觉得“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2002年煤价飙升，身家上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常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掷千金。与此对比的是，乡宁县农民2004年人均年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必须要想想办法了。必须要引导煤老板走正路，不能让他们把煤挖光后一走了之，要给乡宁老百姓造福。”张效彪说。

    煤老板的“原罪救赎”

    让煤老板从口袋里掏出成千上亿元去无偿修公路、建学校或投入收益远低于煤矿的其他产业，会不会激起煤老板的强烈反抗？

    张效彪承认“当时谁心里都没底”，但政府经过大规模宣传发动后，100多个煤老板把争买豪车的劲头用到了捐资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一名当地官员说，“‘一矿一事一业’给煤老板提供了舞台。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

    官员介绍，这种方式也会让一些不愿“出血”的煤老板有苦难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乡亲们的口水是强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

煤老板“豪富震江湖”的同时，频发的矿难又为他们的名声添了许多“煤灰”。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