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甲流男童曝尸路边水沟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文明社会，一个孩子只是得了甲流重症，居然会被家庭遗弃，被社会遗弃，最终落到曝尸街头的悲惨命运。

    警方正在调查事实真相，相信真相能帮我们厘清在这一悲剧后面，到底谁应承担将孩子遗弃路边的责任。倘若真是孩子的父母所为，那再怎么谴责都不为过，甚至有必要以法律来追究其过错，毕竟将孩子，哪怕是尸体，丢弃路边的不耻行径，是需要得到惩罚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压力，能让这对父母狠下心，将重症甲流儿子接出医院。因为在常人眼里，现在的孩子都是宝，得了重病，医疗费再高，也会不惜一切代价送进医院抢救。难道是那4天近2万元的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还是出于孩子已经难以救治，花再多的钱也都是个无底洞的主观认知？

    确实，对于一个外来的打工家庭来说，4天2万元的医疗费用，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在转到儿童医院之前，患儿已经在其他医院进行了两个月的激素治疗。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救治，特别是难以看到治愈的希望时，孩子的父母所背负的就不仅仅是高额的医疗费，还有心理上近乎绝望的无法承受之重。

    无论如何，这注定是一个悲情故事，尽管还有很多细节和谜团待解，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是无力支付继续救治的医疗费用也好，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医疗下去也罢，或者还是另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对一个身患重症的孩子弃之不理，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然而，我们在谴责孩子的家长之时，也应有所反思：社会在救治重症甲流男童一事上，是否也透出那么一丝冷漠，甚至在一定程度也和孩子的家长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年前的非典记忆难以抹去，当时对于重症患者，全由政府救治。甲流虽然不同于非典，但也不同于普通病症，特别是重症甲流患者，它具有传染性，对于它的救治，是否也该启动一个应急机制，针对不同的对象，启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参保的由医保承担，未参保的则可以申请城乡医疗救助或者其他社会救助，比如说政府基金或者社会慈善机构。

    在这方面，深圳已经给出了示范。据悉，深圳市民政局和深圳市慈善会，启动了一个“甲流重症儿童紧急救助计划”，按照医疗费的花销来确定资助额，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补助，申请条件还扩大到非深圳户籍的劳务工子女。此举其实可以扩大到国家层面，同时也可以再推广到各种基金组织和慈善机构，为重症甲流患者构筑一个有不同保障的救助体系。

    今天刚好是“广州慈善日”，要想培育慈善文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是个前提。令人关注的是，在这个遗弃甲流男童身边，其家人还放置了他的病历，其本意或许正是出于希望有好心人或慈善机构伸出援手的考虑。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广州慈善日”理应正视这个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