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据专业机构调查，如今从都市迁居至乡下的英国人，数百年来头一次超过了从乡下迁至城市的人。”这则消息很有意思，因为在许多老知青心目中，上山下乡是那一代人的专利，英国人怎么也“秀”起上山下乡来了？虽然都是从城市到农村，也都称之为上山下乡，但文化背景和历史内容大相径庭，显然，英国人的“上山下乡”与“老三届”所经历的是两回事。

　　众所周知，上山下乡是上世纪的事，已经过去40年了，当初一腔热血的男孩女孩，如今两鬓秋霜，渐次步入夕阳红的人生晚景。时过境迁，尘封的历史也有了不同的阐释，如果把“上山下乡”的特殊语境和特定内涵剥离出来，以比较宽泛的视角来审析，不独现在的英国人，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比较另类的上山下乡。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一千多年前从城里跑到乡下，弃官隐居，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为后人展示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陶渊明“上山下乡”时年已不惑，属中年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算“知青”，他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再也没有出仕，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终老此生，是个典型的“上山下乡扎根派”。老外也有像陶渊明那样的特立独行者，19世纪中叶，美国哈佛大学有个高材生梭罗(比起“老三届”中学生，这是货真价实的“知识青年”)，告别人们向往的城市生活，独闯大自然，住进自己搭建的小木屋，开创了美国版的世外桃源——《瓦尔登湖》，同时也延续了陶渊明所憧憬的田园梦想。

　　不过，离群索居的梭罗与愤而还乡的陶渊明，其行为均属精英化的个体范畴，而且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是人生追求、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个案，所以比较特殊，距我们也很遥远。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拯救农民的乌托邦运动，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看上去并不陌生，理解起来也几乎没有距离。民粹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峰时竟达数千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放弃优越生活的贵族子弟，而俄罗斯农民并不认同这些人，于是这种空怀梦想、不切实际的上山下乡几个月后便以失败告终。

　　近一两百年来，美国西部的移民开发，前苏联在其东部地区的垦荒运动以及建共青城等重大举措，也都可归属于“上山下乡”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