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初心，叫守望；有一种守望，叫你的健康我的牵挂。

　　在嘉兴，有这么一个地方，把这种牵挂，伸进岁月的绵远悠长，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人接续着最初的承诺与信仰，用42年的坚守与创新，让初心的种子在使命的浇灌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他们就是海宁市中医院(海宁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大肠癌筛查工作人员。42年来，研究所的领导已经换了4任，负责大肠癌筛查的工作人员也更迭了一批又一批，但起始于1977年的大肠癌筛查项目一直坚持至今。岁月虽然变迁，但大肠癌筛查的一些老传统传承和延续着：他们依然用脚步丈量海宁的每一寸土地，一年365天，至少有200天奔波于阡陌之间，辗转于家户之中，详细地做着问卷调查，耐心地普及健康知识；依然每天重复着采集粪便样品、化验、做肠镜、写分析报告等单调而乏味的工作，仔细地捕捉每一组数据变化；依然每天都将自己的喜和悲融入受检者的数据变化里。看到受检查指标正常时，为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而欢欣；如果指标高了，会跟着提心吊胆，然后千方百计动员他们及时接受复检。42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但让数以万计的各阶段大肠癌病人做到早发现、早诊治，为数十万患者带去“生”的信心与机会，而且一点一滴垒筑起的大肠癌数据库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中心收录，为全球肿瘤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他们说：42年，我们共做一张初心答卷！

　　选择坚守，是看到被需要

　　每一个动人故事的背后，都有对信仰的坚定。追寻海宁大肠癌筛查42年间所留下的串串足迹可以发现，每一个平凡的身影背后都有对事业奋斗的恒心。

　　沈永洲，海宁市中医院(海宁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原负责人，1977年卫校毕业，一直到2016年退休，将近40年时间干的都是大肠癌防治工作。

　　“沈所长，多谢当年你苦口婆心劝我做大肠癌筛查，否则我老早没命了！”即便已退休多年，即便是偶尔到海宁市长安镇闲逛，沈永洲也能收获职业带给他的感动。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他，眼前的老农泛着泪花。“你是？”“沈所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老吴啊，当年正是您一次次上门劝我把息肉摘掉，让我这条老命活到今天。伊桥村那位老友没听您的，前两天癌症晚期去世了，花掉了家里70多万老本啊！”

　　“跟你们讲真话，我对大肠癌筛查这项工作的认知，也是在老百姓的真诚回馈中日益加深的。刚开始接触时，我也怨过、叹过，甚至想逃离过。”沈永洲坦言，之所以选择留守，是因为看到被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人民需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是全国大肠癌发病率较高的地区，而据当时的专家推断，大肠癌高发的根源是血吸虫病高发，血吸虫病对大肠造成的长期机械性刺激，是引发大肠癌的一个威胁因素。嘉兴又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全国肿瘤防治办委托，浙二医院恶性肿瘤防治研究专家郑树教授率领团队驻点海宁、嘉善开展大肠癌筛查。1977年，海宁市被国家卫生部确定为全国大肠癌防治现场点。

　　沈永洲的命运因为这一项部署而改写。那一年，原本要去三甲医院当临床医生的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当时的海宁市庆云公社报到，加入了大肠癌普查队伍。

　　“儿啊，你怎么读了书，还回到乡下干这么脏的活哩？天天都跟粪便接触，人家毕业后都在医院里当医生，白大褂一穿，多挺括！”

　　“你一年到头在乡下跑，一去去半年，家里也照顾不上。谁愿意嫁给你呢？”

　　“还是想想办法调到城里去吧。你天天在乡下转悠，跟一群农民接触，长不了业务水平，将来评职称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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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多年，亲戚朋友的劝告充斥在沈永洲的耳畔。而更需要他直面的难题是：当时的海宁水网遍布，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很多乡镇都没有通公路。盐官到硖石，需要开2个多小时的轮船，而硖石镇到海宁西片最远的许村、许巷，即使坐火车，早起赶火车，下车再走路，也需要走3个多小时。“我当时没成家，有时工作晚了就在乡政府打地铺，有家室的同事挂念着家里，晚上船停运了，只能靠步行伴着星星月亮回家。但是，第二天6点30分，又要准时出现在工作现场。”

　　沈永洲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是一种看不到头的辛苦。在还不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意义之前，日常想得最多的就是“离开”。

　　“同志，谢谢你！还好你们提醒得及时，我家老公听从你们劝告到大医院做了检查，果然便血的原因是大肠癌造成的，是早期，及时做了手术，我家的顶梁柱保住了。再拖几个月，后果不堪设想！”1979年的一个傍晚，一位中年妇女赶到庆云乡政府项目组人员住地，一定要用一篮家里自产的鸡蛋表示内心的感激。

　　“这个家庭，如果顶梁柱倒了，多少人的命运会因此发生变化？孩子没了爸爸，能否完成学业？如果早早离开学校，此后的人生会不会学坏？父母没了儿子，下半生的日子会不会在泪水与思念中度过？妻子没了丈夫，羸弱的肩膀能否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顺着中年妇女的诉说，在只听得到虫叫的寂寞夜晚，沈永洲思绪万千，“一个家庭是这样，海宁那几十万家庭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健康屏障？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起几个家庭，过往的我，怎么没想到自己平凡的工作中含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呢？”

　　大肠癌筛查，虽然干的是最基础的事，但干好了同样有价值。就是从这天开始，沈永洲决定用最严格的要求，做好大肠癌筛查这件最基础的事。

　　选择传承，是感受到被期待

　　从2018年接过海宁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负责人的“接力棒”，朱云峰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一张海宁市2017年与2012年大肠癌“三率”对比报表：

　　发病率下降19.25%，死亡率下降15.69%，生存率提高15.48%。

　　朱云峰感叹：每一个数据的增或降，牵动着多少家庭的喜怒哀乐！大肠癌筛查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2006年，海宁被国家卫生部确立为大肠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一场正规化的大肠癌筛查由此启动。2010年，朱云峰参与了这项工作。

　　在历史车轮奔腾的呼啸里，接过“接力棒”续跑，牢记使命，逐梦前行，需要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热爱。

　　而正是群众那期盼的眼神，给朱云峰这一代续跑者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在海昌街道的狮岭村，有一位居民肠镜检查发现有1.2厘米大小的息肉。我们给他预约安排好，让他来手术摘除。该患者因为怕痛没来。两年后复查，当时的息肉已经变成癌了。我好痛心！由此也让我感受到筛查不仅是查出几例大肠癌，更重要的是一大批癌前病变查出后进行及时干预，阻断癌变进程，防止大肠癌发生，既可以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又为社会增添了一份祥和与欢乐。一个家庭，只要其中的一名成员健康受到威胁，整个家庭都会因此而愁眉不展。”

　　两轮筛查，已经让海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肠癌早诊早治意识明显提高。查，肯定比不查好！但怎么查？查什么？才能符合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期待，更有效地构筑起健康屏障，这永远是一个时代课题。

　　不断扩充的问卷内容，是海宁大肠癌筛查工作越做越细的具体折射。同样的问卷，以前就例行性的七八个题目，现在已经达到19个。仅病史一项，以前就一句：本人及家人有无病史？如今已细分到：本人有无慢性腹泻史？有无便秘史？有无慢性阑尾炎或阑尾切除史？与大肠癌可能的诱因相关的都事无巨细问了个遍，这要求调查人员具有与群众极强的沟通能力和无比的耐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肠癌的目标受检人群年龄范围在30岁以上，上不封顶。2013年开始，全国统一了筛查标准，把年龄范围确定在40岁到74岁，但对相关指标要求更严谨了。管理和组织好覆盖海宁全市的20多万目标筛查人群，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完整的筛查流程、现场质控，以及筛检阳性者的后续处理等一系列提前预案。

　　“累是真的累，烦是真的烦，但是有那么多家庭在期待，我们就觉得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我们这群最基层的人，做好了最基础的事，如同铁轨静默无言，确保疾驰的时代列车一路向前。”朱云峰说。

　　选择创新，是想不负人民

　　有些事的遇见，起初可能是偶然，后面就有可能变成必然。

　　海宁市与大肠癌筛查的结缘，最初是因为执行国家项目。但做着做着，人民群众对肿瘤早防早治的需要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力。

　　海宁市继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大肠癌筛查后的定期复查和随访观察外，2010年又将大肠癌筛查列为政府实事工程。市财政投入700万元，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28万余目标人群的大肠癌筛查工作任务。2013年启动第二轮筛查，就这样，大肠癌早诊早治筛查科研项目转化为了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作为长效机制被固化了下来。

　　这笔钱花得值不值？

　　海宁市算了一笔账。一个中晚期大肠癌病人，手术加放化疗，花费近20万元。以2007年以来海宁市两轮大肠癌筛查共检出肠道病变(息肉、腺瘤、癌)17374人为例，需要花费30多亿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既可以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又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也节约了公共卫生资源。

　　这一本“民心账”也算出了大肠癌筛查的“海宁模式”——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精细管理、科技创新、全民参与。目前，这一模式已推广到上海、天津、广州等多个地方，甚至吸引了包括美国国家癌症中心在内的多个组织前来参观调研。而42年来海宁在筛查路上积累的海量肿瘤监测数据和肿瘤流行病学资料，正在以智能化、数字化为特征的医疗信息化浪潮之中，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受到了政府、医院、企业等行业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海宁这张做了42年的初心答卷，在让百姓满意、政府放心、项目执行者光荣的同时，正日益绽放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