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高考和中考即将发榜，“高考状元”、“中考状元”自然又是关注的焦点。各地的高考、中考第一名称之为“状元”，其实是有点勉强。科举时代的状元，一般是每三年一个，而且是全国独一无二，不像现在，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还分文科、理科，还分裸分、总分。自然这也不必太较真，“放宽政策”也算是时代特色，不见大街上逮着个谁都叫“美女”么。

　　前些时，网上流传着一份名单，前一拨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后一拨是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问的是哪个名单上你知道的人多一些。答案是第一拨全是清代的状元，却鲜为人知，而第二拨都是大名人，却全是落第秀才。这份名单流传颇广，还有地方以此作为作文题目的。

　　其实把这两拨人摆一起比较，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且不说袁世凯、洪秀全的名声是好是坏，也不说顾炎武、黄宗羲以明朝遗民自居，拒不应试，无所谓落第不落第，更不必说从114名清朝状元中专挑几个名气不大的，从几百万个落第士子中专挑几个名气大的，两相比较是否合理。即就名气论名气，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行业，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毕沅与曹雪芹都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一个是状元出身、任湖广总督的大官僚、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个是穷困潦倒、靠朋友接济度日的落魄文人，要论两人当时的名气，恐怕比现在的落差还要大。再说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择行政官僚，考的是经世济时之才，对歌赋、小说、戏曲不但不考，而且是排斥的，以李渔、洪昇、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的成就来说明状元们的不成器，其荒谬之处，就像有人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中拿了第一名，你却质疑他为什么不如莫言会写小说不如黄晓明会演电影。那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要说起来，当年的状元实在是值得天下士子顶礼膜拜的大牛人。现在有一个广为推崇的理念，叫“工匠精神”，指的是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理念。虽然古代并无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状元们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他们追求的，不是及格线的60%，不是优秀线的90%，而是巅峰之巅的99.99%甚至更高。所谓“府聚数千童生，拔数十人为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 )；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十余人为举人；举国聚六七千举人，拔二三百人为进士”，然后再从这几百进士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这就叫极致。而在这极致背后的，是少则二十来年、多则四五十年的心无旁骛，屡败屡战。状元们的读书时间之长、读书数量之多，足以让现在的大学教授、博导们汗颜无地。即就最基本的“四书五经”而言，几十万字，不折不扣地做到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试问当今有几人能做到？这需要超乎常人的信心与耐心、坚忍与坚持、专注与严谨，所谓不但跟别人较劲，更是跟自己较劲，不但把别人逼死，更是把自己逼疯，这样的死中求生，才有最后的凤凰涅槃。

　　现在都在说互联网思维，其实无非是两条，一是用户为中心，二是极致做产品，这后一条，其实就是“工匠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少一点浮躁、浮夸、浮皮潦草，多一点精心、精致、精益求精，不但战胜别人，更要战胜自己，追求最完美的99.99%，从这点上说，当年的状元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