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风　　　

　　百工之中，与孩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数裁缝。童年时代，腊八一过，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穿新衣，迎新年。新衣的来源，全赖裁缝师傅上门量身缝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供销社门市部扯布，光有钱不行，还得凭票。布票的多寡，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在我的印象中，布店是供销社所有店面中最为整洁的，一匹匹新布竖叠在橱窗里，柜台上也平摆着几匹，大都是做被面和隔里的料子。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到布店，我吵着要做草绿色军装，母亲执拗不过，就同意了。营业员量了我的身高，就麻利地用米尺和剪刀裁剪下来。布店收款有“专门通道”。只见营业员将布票和钱款夹在大夹子上，大夹子又挂在一根钢丝上，“嗖”的一声，滑到柜台后面居中的位置，那里坐着收款员。收款员接到钱款和布票，核算一遍，将找头重新夹上夹子，又是“嗖”的一声，大夹子便重新回到了营业员那里。母亲拿了料子和找头，就算银讫两清了。

　　我家邻居是绍兴人，女主人是裁缝。也许是手艺不甚精湛，我家很少预约她做衣服。我的舅妈也是裁缝，虽然手艺也不甚高超，但舅妈客气，主动要求上门帮我家做衣服。我爸因此每年都要到五里远的舅妈家，将缝纫机挑回来。

　　舅妈帮我家做衣服，都在冬季农闲时节。因为要做的衣服不止一件，我就央求她给我优先，好让我尽快试穿过把瘾。那时男孩最流行军装，草绿色，四个口袋，上面两个还都是假的——只有盖子，没有挖袋。舅妈用皮尺给我量了身高、胸围、腰围、裤长，不时在纸上记下来。母亲总要求尽量放些尺寸，因为孩子还在长个。说起来，孩子们穿的旧裤子，下面接上一截新布料，当时还真是司空见惯。用眼下的审美看，是不是反而新潮了？

　　舅妈用划粉在布料上“刷刷”几下，军装的轮廓就出现了。前片、后片裁剪完毕，剩余的布料中还要划出袖片、领子、袋盖。有时囿于布料偏少，袋盖的反面只能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一样，拼拼接接。舅妈踩缝纫机的动作娴熟无比，手脚并用，只听得“属、属、属、属”一阵，衣服的骨架经过缝纫机针的走脚，渐渐连成一片。接着就是安装袖子、领子，而四个口袋，特别是上面那两个仿佛大括号似的小袋，比较费时间。此时，母亲就甘当助手，帮助舅妈剪线头、掇纽洞、缝纽扣，配合默契。大功告成，我穿着崭新的军装，飒爽英姿，学着《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样子，在伙伴面前奔来跑去，心里那股兴奋劲，就别提了。可母亲总是催我脱下来，说要等到大年夜才能穿。于是，我就日日盼望着新年的到来。

　　舅妈就是这样的农村裁缝，平日里应约给人家做衣服，新娘子的大红棉袄，过世老人的寿衣，被面被里镶边，不论婚丧嫁娶，都是有求必应。上门服务也好，来料加工也罢，一年四季，还算忙活。那时我曾遐想，长大了自己也要当裁缝，既可以吃人家的大鱼大肉，也可以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没多少年的光景，舅妈的缝纫机就闲置了下来。

　　我姐夫是知青，他哥哥在王店镇上做裁缝，以做西裤闻名。1980年代末，他转型升级为“自制西裤专卖”，自己进布料、制作、出售，一条龙服务，生意很好。我买过几条西裤，优惠价每条15元。每次去他的店里，都是顾客盈门。据我姐夫说，每天利润超过百元，实实在在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现在想来，这就是农村与城镇裁缝区别，眼界决定境界。

　　如今，姐夫哥哥的西裤专卖店也早歇业了，但裁缝的行业并没有式微。小区临街店面，总能见到“裁缝定制”这样的招牌，里面时常传出电动缝纫机“属、属、属、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