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特大交通事故引发深圳交警对于飙车的高度重视，他们突破性地列出飙车认定情形和危险驾驶罪入罪情形，从即日起至年底，在深圳全市范围内严厉打击飙车行动。

　　　在刑法第八次修改中，飙车与醉驾同时以危险驾驶罪入刑。但是，醉驾入刑与飙车入刑的落实程度可谓泾渭分明。醉驾入刑实施一年，全国警方共查处醉驾案件36.8万起，同比下降四成。与醉驾入刑执行上的轰轰烈烈、效果上的立竿见影比起来，飙车入刑仿佛未曾引起注意就被社会遗忘，全国范围内至今没有出现一起飙车入刑的案例。

　　　是因为和醉驾比起来，飙车仅仅是罕见个案吗？显然不是，否则立法者就没必要把飙车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了。深圳“5·26”特大交通事故见证了飙车之害猛于虎，随便搜索一下此前的新闻，由飙车引发的死伤案例也比比皆是，飙车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并不在醉驾之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醉驾入刑热，而飙车入刑冷呢？

　　　醉驾入刑被较为严格地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罪与非罪的标准非常明确，具体执行和操作比较简单。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就是犯罪，罪与非罪的标准即“醉与非醉”。更具体的量化指标，就是看100克血液中酒精浓度是否达到80毫克，过了就是犯罪，没过就是违法，没有酒精的即是守法公民。

　　　相对来说，刑法修正案(八)对飙车入刑的规定则要模糊得多。不但要满足“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条件，而且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被视为犯罪。但是，对于何为追逐竞驶，何为情节恶劣，法律没有予以明确，也没有配套的法规或司法解释来释疑。标准尚且不明，执法部门如何操作？此次深圳警方界定“高速路时速超过180公里”等4种情形为飙车，酒后飙车等6种情形为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飙车，即以涉嫌危险驾驶犯罪立案侦察。

　　　当法律细节长期未明之际，深圳交警部门的探索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探索并不具备超出特区之外的法律效力，而且有些界定值得商榷。比方说，刑法将飙车定义为“追逐竞驶”，执法部门有没有必要将其扩大为严重超速即为飙车？解决这些疑问的最好、最严肃的办法，就是通过司法解释或出台配套法规的方式，来为飙车入刑确定操作标准。

　　　飙车取证难当然是一种客观原因，但执法部门应该反思的是，在查酒驾已经常态化的今天，查飙车是否已经做到了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