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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员工: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

2010年5月24日 08:36

   

    央视调查透视富士康跳楼事件频发原因: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企业残酷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的缺失,种种现实的矛盾在这家最典型代工企业里滋生集聚,直至引发了一场核聚变。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5月21日凌晨,富士康又一位员工跳楼身亡,而在他之前已经有9个人跳楼,造成7死2伤。一位企业员工跳楼,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却接连发生了十连跳,这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联系和共同点,不免让外界对这家企业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偏偏这家公司如此频繁出现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里面研究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不同的人面对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人心理素质坚强些,就会处理得比较到位,而有些人心理脆弱,就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但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就定格在了花季青春,却是让人感到痛心。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作为当事方的富士康集团,究竟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能不能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呢?

  镜头一:

  24岁快乐男生梦断富士康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工友说。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镜头二:

  每天仍有数千人涌向富士康

  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从早上6时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元的普通工作。应聘者说:“包吃包住,又有劳动法作保障,会选择加班。农村人,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12个小时没有问题。”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万红飞称,现在流动性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每个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现在增加到4%~5%。

  镜头三:

  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

  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

  富士康员工称,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要打工的话,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多赚一点钱。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放松。近期几起跳楼事件,让他们既觉得惋惜,又觉得不理解。

  残酷企业机制易致心理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全球代工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编辑: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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