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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轶事
2017年6月20日 09:23 来源:嘉兴日报

  ※好书有约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作者:杉山正明翻译周俊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作者简介】

  杉山正明,1952年生,京都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欧亚史学者,专攻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代表作有《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

  【精彩文摘】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

  法国向来以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作为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导言”中,有如下叙述:1276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对于汉人来说,看到中原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持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

  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不过,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谢和耐书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

  谢和耐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只要通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繁荣的史料时,除了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以及伊本·巴图塔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每次读到类似的文字,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谁都知道,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1276年到1292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叫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呢?

  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为同一人物。更何况,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一个疑问。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在此,姑且将之搁下不谈,若以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为据,他的确是在1276年来到东方,正是杭州在蒙古军前不战而降的那一年。

  只是,他并非立即就到了杭州。有一段时间,他是跟随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与冬季的首都大都。“马可·波罗逗留中国期间,一直待在杭州”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误解。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1276年到1292年这段时间,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也就是说,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么,要引用较马可·波罗更晚的伊本·巴图塔在蒙古军进驻杭州已经半世纪以后的记述,就更不合理了。

  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其实,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都显示自南宋时代至元代,杭州始终是罕见的繁荣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谢和耐只不过是直率地表明了不论东洋西洋,从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会有的“深信不疑”的倾向。撇开上述不谈,谢和耐的著作在生动描写出贯穿南宋及蒙古时代的“中国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荣这一点上,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深信不疑”,是否可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了。

  而且,更恼人的是,结论一旦形成,就颇难加以订正。

  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但是,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成为“定论”或“通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么一来,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1276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发生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不满的人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个幼童——逃出杭州,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在这场混乱中,南宋士兵中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城内的民宅,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城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管理杭州内外,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南宋成立已有150年,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来说,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

  与此点相关,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与此不同,1276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但1276年蒙古军来临之后,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节选)

  《人情之美:文学台湾的黄金时代》

  作者:丘彦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2017年05月

  【作者简介】

  丘彦明,曾任台湾《联合文学》执行主编、总编辑,著有《浮生悠悠》《荷兰牧歌——家住圣安哈塔村》《在荷兰过日子》等作品。现居荷兰,从事写作、绘画,养花种菜。

  【精彩文摘】

  《联合报》报系名册中,小说家高阳是不列名的,但几乎每个报系的人都认为他是报系的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找他的人,电话一定打到《联合报》副刊(以下简称联副)。而他在联副真的拥有一张办公桌。他不只在联副写稿,当他交不出房租的时候,怕房东太太催讨,干脆晚上就睡在联副办公室的沙发上。

  高阳出了那么多的书,又在那么多报刊杂志上写稿,怎么会没钱?谁也不相信。但他确实没钱。

  他曾做生意,买股票,却举了债,只好把书的版权卖断。因此,书销得再多再好,他也拿不到一分钱了。他又爱朋友,钱便花朋友身上。他好客,又是食客,一请客就是一桌上万的好菜。他明明没钱,你上午给他四千元的稿费,他下午会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对你说:“彦明,四千块我买了这双意大利皮鞋,你觉得式样如何?”

  钱永远不够,却花得称心痛快,这是高阳。一次,他预支了一笔钱要布置新居,以求安静写作。钱拿了,也确实是花在家具上。他烦恼地说:“我还是搬不进去新房子啊!买了一张法国沙发椅、一个酒柜,钱就没了。没有书架,我怎么能搬家呢?”这就是高阳。

  他写的是历史小说,但是他的思想行动是最先进的。说需要一台相机拍档案资料,马上去买了一台最高级、最新款的相机,外带各式镜头,得意洋洋地拿来献宝。没处存放,就搁在联副办公室的玻璃柜中。有次拿出来说要给联副同仁拍照,看了看各键钮拨弄一下后却说太麻烦,不照了,重新收放起来。一次副刊举办“作家列车”活动,全体联副同仁偕几位作家前往屏东垦丁,高阳拿了他的高级相机与所有配件同行。那次果然拍了许多好照片,但相机是别人使用,他没按下任何一个镜头,而是照片中联副众美女环绕的一枝独秀,每张影像笑得合不拢口,乐不可支。这之后,相机再度闲置。一年多过去,他有一日自办公室取走了相机,从此不知所终。不久,高阳进办公室,带来一台“拍立得”,对着我按下拍摄键,随即印出一张照片,他得意极了,大大赞美这发明。那日,他给联副每位同仁拍了照片,并在照片旁边题字留念。

  中文计算机一上市,他立刻去买了一台回家写作。他平常静心写作一小时,几千字不成问题,可是改用计算机,一小时才写出150字,他却得意万分,因为他自己会使用计算机写作了。接着他说,准备研究怎么把资料输送贮藏,如何用计算机修改旧作,怎么把他的计算机和报社的计算机系统连接在一起。当然,要这样做,他必须再换另一种更大型的计算机,这也是他告诉你这些计划的目的——他需要大的计算机,原有的小计算机不够用。可是缺钱啊!对于信息时代的新兴产物,高阳永远充满了好奇与兴味。

  开始写历史小说,是1963、1964年间的事。那时,平鑫涛主编联副,有一天他找到高阳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写历史小说。”没想到这么一句话,造就了一位全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

  高阳出生在世家,本名许晏骈,许家明末由皖南迁至杭州,清初即世居杭州。清朝时,许氏本家曾有七子登科(三翰林、四举人)的纪录。高阳先生的外祖父曾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府,与其祖父是磁州知州的前后任。他们许家的“横桥老屋”,在《武林掌故丛编》中也收入了,便是松江王应绶与高阳先生的伯高祖许乃谷先生合绘的《横桥吟馆图》。

  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长大,高阳小时候最惬意的便是:“找个四面通风之处,躺在藤椅上看闲书、吃零嘴。闲书值得一记的是《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此中作家,后来被封为‘鸳鸯蝴蝶派’。这些杂志的出生年份与我差不多,到我能够看得懂时,它们都已夭折,看的是我早逝的二哥留下来的旧杂志。记得其中还有《语丝》,但作为小学生及初中学生的我,是不可能对《语丝》发生兴趣的。”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难怪他能写出说尽大户门第的历史小说。

  就我所知,最早被学校开除的人,就数高阳了。他在读幼儿园时就被学校开除了。我追问是怎么回事,他很尴尬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上课吃饼干,老师不让我吃,我打了他。”

  高阳拥有两枚闲章,一曰“酒子书妻车奴肴妾”,一曰“自封野翰林”。一回,他递给我看用“拍立得”相机自拍的“高阳”:整个画面没有人像,只有一瓶打开的白兰地酒,一只点燃的名牌香烟,在烟雾缭绕下,隐约可见一条名牌领带和几本线装书。他用这样半创作半嬉戏的方式,说尽自己的性情。

  高阳写作几十年,每年平均写一百万字。除了历史小说,他也写过现代小说,我读过他的现代短篇,大为惊讶,与写历史小说的风格完全不同,轻松诙趣并带讽刺嘲弄。同时,他也是《中华日报》社论的主笔,针砭时事议论犀利。他是融合古今于一身的人。

  晚上的联副办公室里,常常只剩下他与我两个人。高阳会问我:“你觉不觉得我是多样矛盾的人?不爱钱又需要钱,明明写的是古东西却喜欢最新的科技,爱朋友却又要孤独,许多事有固执的原则,却又没有原则……你再想想,我是不是什么事都矛盾?”

  可不是嘛!他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喝那么多酒,却偏偏常常喝醉,而且一定要喝上好的白兰地。

  他确是闲云野鹤般的读书人,不适于现实功利的社会。数十年不息,每日坚持以行云流水的雅正文笔,写下历史兴亡、宦海浮沉、商场与社会万象,引领读者出入古今。高阳仅此一个了,今天只他一个,将来也不可能再有。

  (节选,标题为编辑编拟)

标签: 责任编辑:平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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